文｜郑久宇
编｜展洋
出品｜商业秀
2023年5月26日下午，北京。梁建章的新书——《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下称“人口战略”）发布。这些年来，在掌管携程的同时，梁建章已成为学界公认的、目前中国对人口问题研究最为深入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微博上聚拢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坚持写专栏、出书和拍视频，能把中国的人口问题研究得如此透彻，还提出那么多策略和建言，某种程度上确实令人佩服。梁建章研究人口问题，最早可追溯至2007年。“2007年，我在斯坦福读书时受硅谷创新创业的影响开始投入研究，发现创新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而人口则是创新力的根本。”梁建章称。2007年，他开始接触这一研究领域。2011年，在北大任教时开始深度研究人口对创新和经济的关系，并于2012年起与其他学者共同出版了《中国人太多了吗？》《人口创新力》《中国梦呼唤中国孩》等著作及上百篇文章，将人口政策的讨论引导进入公共领域，持续推动人口政策发展。2021年，梁建章联合多位人口学者和经济学家成立“育娲人口研究智库”。而本次新书《人口战略》的出版，核心目标是让更多人了解到人口对创新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性，并全方位给出鼓励生育政策建议。从其新书中，我们看到，该书不仅分析了人口规模和年龄到底是如何影响社会创新活力的，还对中国未来的人口情况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哦做出了预测，更对如何提高生育意愿和降低生育成本检验献策。梁建章认为，中国崛起和人口增长的逆转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大且紧密关联的两件事，而低生育率造成的年轻人减少将严重影响中国未来发展。
其书中写道，有史以来世界人口一直稳步增长，但21世纪包括发达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在内的全球生育率急剧下降，这其中，未来少子化和人口萎缩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是中国。2022年，中国不到1.1的生育率远低于发达国家1.6的水平，甚至低于日本。更严峻的是，接下来的20年里还将面临人口持续负增长和急速老龄化的局面。梁建章在研究中开创性提出“人口创新力”模型概念：创新力=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并围绕规模效应、老龄化效应、聚集效应和流动效应展开分析。通过这一模型阐述人口对国家竞争力、经济等要素的影响，并从人力资源角度分析了未来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发展，以及深度分析了中国当前的人口现状，以及未来中国的不容乐观的人口趋势。在谈论如何面对中国低生育率局面时，梁建章结合日本、欧洲、美国、印度等主要经济体的现状和未来趋势预测，分别从鼓励生育、生育降本和教育改革等维度给出了中国应对当前人口问题的十大减负政策建议。
梁建章在建议中列举了现金补贴、税务补贴、购房补贴、男女平等产假、提倡灵活办公、缩短学制并取消中考弱化高考、加强人员交流的对外开放政策、增加托幼中心建设等等政策建议。梁建章在现场总结称，如果我们要改变中国20年以后的经济跟社会、跟创新力非常令人担忧的局面，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让更多的社会资源去倾斜到有孩子的家庭，来逆转我们低生育率。不过，这些建言和策略倘若想真正去执行落地，背后的实际阻力要比想象中的复杂得多。人口研究专家何亚福通过《生育成本报告》展示了民众生育真实阻力。详细分享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以及各种物价估算而来的育儿成本。据报告估算，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这意味着，把一个孩子抚养到成年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中国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要提升中国的生育率，减轻育龄家庭的生育成本是关键之一。”何亚福表示。来自北京大学的於嘉老师发表观点称，“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中国社会的家庭规模正在萎缩。”《婚姻家庭报告》显示，中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后已连续8年下降，而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一路上升到了2020年的3.1‰，直到2021年由于开始实施离婚冷静期，离婚率才回落至2.0‰。於嘉对于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单亲家庭、单身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和独居老人家庭表示担忧。《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显示，宏观经济权威专家任泽平对中国目前的人口趋势做出了整体判断，首先是人口负增长的开始，其次是老龄化的加剧和劳动人口的下降，这是已经在当前产生影响的部分；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少子化问题逐年凸显，出生人口连续七年下降、总和生育率全球倒数，人口问题日趋严峻，同时在未来，人口趋向大城市的流动、家庭的小型化、不婚化将逐渐成为趋势。任泽平表示，基于整体的人口趋势，未来能做的有很多，包括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打破地区行政分割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设等。以下根据现场访谈整理（有删减）
问：目前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消失了？有人说，中国正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过渡，您同意吗？
梁建章：人口的质量或者所谓人才的红利，没有什么太神秘的东西，就是普及教育，你让人充分发挥出来可能需要大学教育、本科教育，才有可能性成为一个创新相关的人才。但是普及的话，也不可能普及到100%，有些人可能天生因为各种原因就学不进去，这个也是很有可能的，普及的话可能普及到50%，大学的比例也是到头了。像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普及到50%，中国继续从50%普及到80%，这是有可能的，也是有必要的。但主要是让每个人自身的修养提高，可能是这方面的作用，但提升创新力或者怎么样，并不会有太大的作用。真正比较有效果的是质量提升，比如从90年代开始可能只有10%，但是到2000年，大学扩招，大概是2000年中期就提升到了50%，中国现在经济还是享受了这部分的教育提升的效果的。因为这部分人现在大学毕业十几年后正好是40岁左右，他还是一个年富力强的年纪，未来可能到50岁之前，还是能够承担中国创新力的进一步提升这部分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是十几年前做的工作，现在我们正在获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在未来进一步提高。未来可能高考录取分数线就会很低，如果你录取到80%，基本上是个人就能念大学，进一步普及并不一定会提升质量，而且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现在反而是过分地“内卷”，使得我们的教育压力特别大，无效的刷题教育，应试的教育会越来越多，反而是没有办法通过教育来进一步提升质量的。
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有一部分红利是对的，那是我在讲中国经济还有惯性，我们人才还有惯性，这个没有错。但实际上，我们的人才红利空间已经没了，更重要的当然就是数量，但现在是处于腰斩的状态，近几年下降得特别快，数量下降肯定也会影响质量。因为1000个人挑出来的天才肯定比100个人挑出来的天才更好，池子大，出天才型的人才概率就会更高，中国人才的池子持续下降，未来的顶尖人才质量肯定也会下降，当然我还是说十几年，有个延迟，现在生得少，可能十几年有个延迟。
当务之急，不是曾经做了这些事情，像我们的惯性显现，有一定质量红利，我们确实要意识到数量问题是现在最迫切的问题。
问：刺激生育补贴很重要，如果金额不高，地方财政是不是能够承担？如果说各个地方补贴的额度不一样，会不会造成一些失衡？
梁建章：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就是生育补贴特别重要，并且需要采取特别大的力度，但几万亿的规模，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肯定是中央财政起到很大的作用，地方政府出于本身发展也没有动力做这个事，因为上海、北京、完全可以靠吸纳其他地方培养出来的人口，更容易吸引大学生到北京上海创业，从国家层面来说，就这么点人其实是国家激励配对正确补贴方式。
问：站在年轻女性视角，应该为她们解决哪些问题，才能让她们有意愿生育？
梁建章：在我们的“十大政策”里面，前几项都是真金白银需要中央来出钱做的，包括财税补贴、包括购房补贴、包括建设托儿所，后面几项有一些是观念问题，有一些是社会能够提供这样的便利，有些是法律上的调整。比如我们应该去放开辅助生育技术，虽然有一些法律风险、纠纷，可能也有一小部分纠纷，如果是1%的纠纷，但是满足99%人原来没有能力去生儿育女的愿望，那应该也是非常值得做的，法律上就做得更完备就可以。比如我们在家办公的推广，我们公司推广下来效果很好，生产率也没有降低，员工满意度提高，这个很值得广泛推广。包括政府机关，很多企业都应该可以做，这样对环境也好，对降低通勤造成的环境的污染，造成的上班时间太长，这都是有好处的。
书里讲了引进外国保姆，听起来很超前。确实，现在的保姆已经是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干的，未来会越来越人愿意干，成本会非常高，几乎是忽略不计的雇得起保姆的家庭，但如果我们能够引进这些低收入国家的外来的保姆，对降低职业女性的抚养成本也是有帮助的，刚才我就列了几个，如果职业女性，托儿所政府解决了，又给你很多的生育补贴。所谓领工资也好、补贴也好，还有你雇得起保姆，也可以在家办公，综合的这些东西，对于女性来说，就会使得生育成本降低，而且变得生育友好。
问：日、韩和中国这三个东亚国家，目前从生育率或者是生育环境、人口现状来讲，有什么样的共性和区别？会对这三个国家未来的经济竞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梁建章：中国本来就体量比他们大一个数量级，不是太有可比性，因为中国是本身规模优势，本来是有希望成为超一流国家，成为世界创新的一个发动机，或者是一个中心，日本跟韩国即使他们人口没出问题的话，他也不会有这个能力跟美国或者欧洲，或者印度去抗衡，日本是因为生育下降最快，最早进入老龄化，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但从整体生育率情况来看，现在韩国是最差的，中国是其次，日本反而是生育率最高的，可以到日本看看，他们孩子内卷程度比中国好很多，小学生背书包自己过马路，自己上学，相对于中国跟韩国孩子来说是更放养的，当然欧美更加放养，日本在这方面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另外，日本政府过去补贴是不够的，现在也加大补贴力度，他的生育率没有继续下降，而且维持在略微有些上升，维持在1.3、1.4的水平，比韩国好很多，韩国只有0.8，比孩子高0.8，中国现在介于两者之间，但未来看我们的行动或者看我们的政策了，是不是会朝着韩国更加糟糕的那个状态去接近？还是会向着日本，首先是达到日本，要从生育率恢复，肯定先要达到日本的水平，所以日本反而是我们学习的，人口形势变化很快，日本是低生育率的例子，我们要吸取他的教训，实际上日本，我们现状好很多，我们有很多功课要做，仅仅是做到日本的水平。
问：中美人口的现状有多大程度会影响到中美未来科技竞赛？除了鼓励生育之外，美国还采取了哪些方式？比如移民等这样的方式是否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梁建章：刚才用创新力模型比较中美的不同要素，预测中美竞争，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4倍，未来会衰减，如果每代减半，过一两代人这方面优势不复存在，中国人口规模保持、生育恢复是最重要的。
美国优势当然就是移民跟他的开放，跟全球，尤其是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流密切程度要比中国强很多，移民也是他重要的优势，中国是不是能够模仿美国的移民优势呢？我觉得是可以的，要加大开放力度。比如免签，几乎所有发达国家能够免签到中国来工作，到中国来学习，这样的力度是有必要的，是不是能够做得到？这个当然看政策，确实是可以的。
但是大家也知道，中国是个文化上比较单一的民族，有各种各样的民众对于移民，其他方面的顾虑，不仅仅是从创新或者其他的角度，应该有很大的空间，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到像一些国家这样的开放程度，我觉得也是没有太乐观的预测，所以在开放程度上，我觉得美国还是会保持优势，中国在吸引外国人到中国来，中国最应该做的还是把自己的人口搞好。
问：生孩子的过程相对漫长，而刺激经济大家又非常期待有快速灵活的措施，一快一慢之间，怎么样协调这个节奏？
梁建章：这个一点不矛盾，现在的经济形势，如果推出一个很有力度的，超出大家预期鼓励生育的措施，肯定会对提振信心是有帮助的，如果我们把目标就是把生育率从现在水平提升多少，提升50%，或者提升一半的话，肯定对整体中国经济的信心，对投资的信心，对于中国创新力的信心，都会大幅度提高，对股市，或者大家消费跟投资的意愿，消费当然发钱出去肯定消费会增加，但是对于未来预期的增加，也会增加投资方面的需求，所以短期也会有比较快速的效果，只要有大力度政策推出。
问：如果在国家推出相关政策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口下降负增长时代可能会对哪些行业产生影响？比如说旅游或者其他一些行业。
梁建章：书里面有一章对宏观经济以及分行业的影响，影响最大婴幼儿产业，现在奶粉需求已经下降很多，幼儿园看起来已经是很多地方开始关了，因为人口数量腰斩了，是几年前被腰斩，现在已经影响到幼儿园，未来肯定小学会关、中学会关、大学也会关，教育影响是最快的。
年轻人过十几年、二十年以后，当这些孩子比以前小规模的人群孩子成为成人，他开始工作，开始消费，开始买车、买房的话，他们的需求就比上一代人，以前的人群会小很多，因为确实只有以前人数的一半，那个时候车的需求，大宗消费品的需求就会下降。
因为旅游其实是一个不太受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影响，因为人的最旺盛的旅游需求，我看过很多国家的数据，是差不多在60岁左右，到了60岁，其实是刚刚退休，又有闲，又比较有钱，所以旅游反而是影响比较小，当然健康产业，反而可能是影响很小，因为年轻人减少，成为老人，健康行业需求也是六七十年，人均寿命都是很长的。
刚刚说房地产最旺盛消费，从租房角度二十几岁开始租房，从买房角度更往一些，房地产跟其他的大宗商品不一样，它是一个长期的使用价值，其实现在房地产低迷跟我们新出生人口跌的这么厉害造成未来对房地产的预期需求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把人口预期能够通过鼓励生育政策信心预期恢复的话，对房地产现在可能就有比较快速的提振投资的效果。
问：今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能不能请您从供应链转移，以及创新实力方面谈谈您觉得这对于中印两国经济实力在近期跟远期的影响。
梁建章：印度应该是未来跟中国、跟美国具有人口创新力方面可以媲美的国家之一，这三个国家是各有千秋，或者各有优劣。
印度的人口规模肯定是最大的，刚刚超过中国，跟中国人口差不多，但新出生的人口是中国的两三倍。现在出生率或者生育率是2左右，中国是1左右，比中国多了1倍，未来的人口比例不会2：1，我们一是还会继续萎缩，二就是维持，我们可能就是3倍跟4倍的差距。
总的人口差距，中国平均的人口能力，受教育程度现在还是远远超过印度的，因为我们说2000年中期，我们把我们教育普及了，普及10%的大学录取率到50%，印度现在也在经历这个过程，现在它还是比较低的，可能只有10%、20%，未来10年也很可能普及到30%、50%，这个就是他也会享受一波，不光是数量上巨大的红利，它也会享受一波巨大的普及大学教育的红利。
当然，普及需要十几年的时间，这些大学生成为创新跟就业的中坚力量，可能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可以预期比如20年以后，印度综合的创新力应该会上两个台阶，享受两波红利，中国可能是我说人才的红利20年以后就没有了，已经享受过了，中国的人口萎缩反而是有一个人口负红利，中国就会跟印度态势产生逆转。
如果短期说10年，中国因为享受到上一波红利，而且我们年轻人口还是比较多的，还是会有一定的关系，印度可能再要20年，一代人以后，会形成比较强的竞争力。
问：关于后疫情时代，我们发现，很多行业都发生一些变化，比如房地产行业，可能在短暂红火一两个月之后，又陷入低迷，旅游也是穷游，大家不是太舍得多花钱，比如淄博烧烤很火爆。这跟人口联系起来，而国家又在想鼓励生育人口，但可能现在关于收入，包括企业裁员、收入下降，年轻人没有钱买更大的房子，或者没有钱去更好地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这对人口生育也是负面影响。您有没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梁建章：你观察得非常准确，这个实际上是矛盾的，一方面年轻人没有太多的就业机会，他的时间是富余出来的，我们产能不足，工厂是闲置；另一方面，年轻人又说没钱生孩子或者怎么样，这是资源的错配，资源没有利用起来，而不是说我们资源已经耗尽了，没有办法，这个是可以通过政策去解决的。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发钱，发钱给生孩子的家庭，他这部分就提升了家庭的消费，无论是买房子还是消费婴幼儿产品也好，不光是当期，因为真的如果提升了生育率，多生每年几百万人，未来预期就不一样，房子可能就有人住了，10年以后，20年以后这些人开始买房子了，原来可能低迷的预期得到提振，整个中国经济也会更有信心。我觉得这是你刚才说的矛盾，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就是赤字，你这个赤字是为未来借钱，如果这个钱是浪费掉的，投到一个使用率很低的路上，可能这个钱就浪费掉了，如果你是未来借钱投到了人力资源提升，有更多年轻人未来会成为社会经济、税收贡献者，这是有回报的，有回报就不是问题，这会提振整个信心，也拉动整个需求。
问：在缓解现阶段养老焦虑这个话题上，您觉得可以推出哪些决策？
梁建章：养老基本上大家对未来养老体系是持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不会预期说会得到很好的养老福利，你可能就不敢消费，这跟人口预期有关系。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如果预期将来没有子女，你肯定不太敢消费，你肯定要留着，如果你有很多子女，可能就稍微好一点，国家也是一样，如果大家有预期未来有很多的年轻人，未来养老体系不是问题，你可能就是比较敢于消费，现在这种预期确实是未来养老体系是比较悲观，根本问题还是少子化的问题。
问：我们知道补贴重要性，但据我了解，大家好像都会觉得补贴1000元、2000元、3000元没有意义，是不是对于偏远地区或者农村地区补贴更有价值呢？
梁建章：当然人均收入提高，补贴也会相应提高，现在是如果你生了两个孩子每个月1000，如果生了三个孩子，每个孩子补贴2000，也是比较多，但是对于北京、上海还是不够的，因为机会成本、生活成本比较高，这可能是减税，生两个孩子如果社保减半，或者三孩社保全免，社保加所得税，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还有就是购房的房贷补贴，这个对于大城市也是很有吸引力，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转变过来，但是扭转，我们估计能够扭转0.5个孩子左右，如果这个实行下去，大家花很多钱，几万亿GDP的3%，确实要花这么多钱才有这样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