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715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674篇原创文章。
美国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找到了吗？研究宏观经济学“圣杯”的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一个答案：货币供给不足导致的通货紧缩。
但这就是最终极的答案吗？在熊彼特看来显然不是。熊彼特认为，一个经济学问题要想真正得到解答，找到终极的答案，要满足一个标准，那就是最终的原因一定是在经济学之外，它们或者是政治的原因，社会的原因，或者是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原因，地理的原因等等。否则，就还是“用现象解释现象”。
将大萧条的原因解释为货币供给不足导致的通货紧缩，显然不满足熊彼特的准则。这似乎是在告诉大家，因为大萧条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所以通货紧缩就是大萧条的原因。这个答案也不是说不对，但也不过是两种现象之间的“先后因果”而不是逻辑因果。通缩不一定会导致萧条，因为后面好多国家的历史事实证明了，通胀也可能伴随着萧条。美国自己20世纪70年代的大滞胀也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需要继续追问，当时发生货币供给不足与通货紧缩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演变成了严重的百年未遇的大萧条？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的确是在沿着熊彼特的准则不断的追问，并初步找到了答案。他的回答是在制度层面，当时的国际金本位制造成了内生货币紧缩。但这仍然还在经济学或者说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内，因此他继续追问，为什么这些国家一直坚守着金本位制，他的回答这次满足了熊彼特准则：一是政治、社会思潮、意识形态和哲学因素，二是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历史原因。过去几十年政府面临的不是通缩的压力，而是不断的与通胀作斗争，他们害怕放弃金本位制后悲剧重演（事实上过去一再发生）。
《逃不开的经济周期》作者拉斯.特韦德则是从哲学的角度回答，他说“萧条的唯一原因是繁荣”。由此引申的说就是，通缩的唯一原因是通胀。这句话乍听上去比较玄学，好像没有多少思想含量。但细思之下，还是非常有道理。物极必反，月盈则亏，这不是万物运动的基本规律吗？
当下，中国的PPI、CPI和代表货币真正供给水平的M1（M2更像是一种包含货币的广义资产，因为承载了投资功能），都处于极度疲软的状态。虽然不能说是严重的通缩，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出现了需求的严重收缩。虽然从总量上看M2增长不错，依然接近10%的增速，但现实中企业和居民普遍缺钱，资金链断裂和破产已经比较严重，主要商品尤其是耐用品价格一直下跌，企业利润不断下降。因此不承认发生了通缩，那也是自欺欺人。当前政策端发力不够，错过走出通缩的最佳时机，也与某些学者不实事求是教条保守有很大关系。
当务之急是防范通缩演变为长期萧条。如何反通缩？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市场在价格普遍下跌后具有自我修复和调整适应的能力，比如商品价格跌了自然需求就上来了，人工成本降低了企业的利润也就上来了。但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凯恩斯早就用工资刚性的概念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还存在较高的制度成本和交易摩擦成本，通缩会导致市场进一步失灵，也就是价格的降低无法反应到生产和生活成本上。
如果政策层意识不到通缩下去的危害，任由市场自发演化下去，就很容易演变为长期的萧条——因为在通缩的环境里大量优质企业倒闭，大量的人力资本受到永久性伤害，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一些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也会逐渐暴露，慢慢的正常的生活环境和生产供给体系受到严重影响。在萧条的环境下，人们的生育意愿都会大幅下降，造成人口出生率大降，死亡率因为经济状况不好而大增，最终的结果是人口快速减少。人口收缩周期的影响可以说是致命性的。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民营企业家和外资的企业家精神，他们代表的是中国经济最现代化，吸收就业最多的领域，但是他们比较脆弱，不像国企具有一些政策兜底和保护，很容易在紧缩的环境里被淘汰。另一个是社会的精气神，紧缩时间久了容易出现集体性的抑郁、焦虑、不满，躺平和内卷盛行，社会充满了戾气。中年人失业时间长了，很容易被职场永久性淘汰，而中年人又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会严重打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紧缩对债务人极其不利。紧缩久了，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老赖，退出了正常的信用体系。越来越多的优质资产变成有毒资产，变成坏账，就像食物不及时处理变馊一样，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
因此当务之急是制定有力的政策尽快走出通缩，否则劳动力、资本、企业家精神等中国极度宝贵的要素都会像食物一样变馊。这些政策第一要有力，不能被动式挤牙膏，要走在市场的前面，否则是白白浪费政策资源。第二要抓住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实事求是的分析通缩的成因和机理，从关键点入手精准发力。
众所周知，通缩形成的基本机理是需求收缩并形成恶性循环。同经济学问题的真正答案在经济学之外一样，经济政策的答案也在经济之外。从内外循环发展格局的角度，需求分为外需和内需，要走出通缩扩大需求就要扩大内外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外需是赚老外的钱，拉动需求效果会更好，而且会形成国家净财富。当前来看，外需不足的根源不在经济范畴内，而在于外交营造的国际经贸环境。要提振内需，可能不仅仅是外贸政策的事，主要还是靠外交战线的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商品和服务出口的政治、舆论与国家形象。
外需中的投资需求，也就是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外需的消费需求相比，FDI创造的需求是长期的。因为FDI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还有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别是还带来了海外的渠道、订单和长期的客户资源。也就是说FDI不仅带来了投资需求，还带来了消费需求。考虑到这一点，FDI对中国长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助于解决长期需求不足的问题。换个角度看，FDI的流失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加倍的。
那么如何提振内需？一个是消费需求，一个是投资需求，传统的做法往往是政府通过刺激固定资产投资来立竿见影的扩大需求。过去的渠道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另一个就是以民企为代表的房地产投资。“三条红线”后，人们才再一次认识到，房地产投资才是乘数效应最高，供需联动最强，提振需求最有效的工具。因为房地产的特殊性，它与其他固定资产不一样，它是可以作为终端消费品的不动产，因此在创造投资需求的同时能最大化的拉动消费需求，比如汽车、家电、家装、家具、建材等商品。我们知道耐用品的消费对提振需求的重要性。
而且，房地产的投资也大大带动了高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需求，而这又是人力与人才密集程度最高的行业。对带动消费和消费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大量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高校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因为这些高度服务业的收缩裁员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导致年轻人失业率大增。年轻失业人数大增，一方面加剧了通缩的压力，因为年轻人成家立业，是耐用品消费的主力军。另一方面造成了人力资本的严重浪费。有研究表明，如果年轻人还没毕业就失业，不仅技能层面跟不上职场的节奏，整个精神状态也会遭到严重挫伤。年轻人是国家的希望，本应该充满理想朝气蓬勃，但如果迟迟找不到工作，影响可想而知。
三条红线之前，大家更多的是诟病房地产带来的问题，比如债务膨胀、价格泡沫、贫富分化、年轻人压力太大，不结婚生子等等，认为房价降下来一切都好了。可是现在房价已经大幅调整，平均已经超过最高点30%了，但是为何需求还是没有起色，反而是市场进一步萎缩。价格调节机制为什么在房地产市场上失灵了？
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房地产是不动产，具有资本品的属性，预期是决定价格的第一因素，这个不同于快消类的商品。说到底还是大家没有信心，认为房子已经成为负担，房价永不跌的神话破灭，人们的信念一夜之间改变。日本房地产噩梦般的故事在社会广为流传，房价由永远不跌变成了永远不涨，悲观的话语和叙事严重压制了预期的改善。二是现实也在印证这个叙事逻辑，房地产收缩引发的收入下降、裁员、失业、破产、坏账、投资失败等等，又加剧了这种悲观情绪，可以说是预期的自我实现。
认识到通缩演变为长期萧条的严重性，以及房地产在走出通缩的重要作用，我们该如何做呢？首先需要抓住房价预期这个“七寸”，从政策语境上发出高层有意推动房价稳中上涨的强烈信号，让还在悲观预期中迟疑不决的人们看到决策层的决心，这就是所谓的“预期管理”。当然，对于这个举措很多人还有担心，害怕房价会不会再次大涨出现泡沫问题。可以肯定的回答说不会。即使会，当前这种悲观压抑的氛围下，房价上涨更多的是可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产生副作用。
在这里有些人可能会批评又在搞房地产救国论。现在不是道德审判和消费情绪价值的时候，现在是如何让经济尽快走出通缩恢复到正常状态，否则陷入长期萧条，后果将不堪设想。决策层也不能总想着既要有要还要，要抓住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散着手掌打人握不成拳头没有明显效果。在决策的关键时刻，一定要站在理性的角度统筹考虑，一定不能被非理性声音左右。当初那些非理性的声音强烈批判房价太高，年轻人买不起房子没有希望无法结婚生子，现在房价跌了这么多，结果怎样呢？年轻人不仅继续买不起房子，工作就业生存都成了问题。可能继续有非理性的声音说，这是因为房价没跌到位。那么什么时候才算跌到位？当前政策层已经发出全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信号，可见形势的严峻性，继续跌会发生什么。
其次，中央应该发行特别国债设立专项房地产平准基金，主要用来收购地方土地搞以保障房为主的“三大工程”。这个做法就是针对有些人对房价可能重新产生泡沫的杞人忧天式的担忧。我再重申一遍，中国房地产的问题根源不是房价过高，这是问题本身而不是原因，根源是长期以来供需结构的严重扭曲，即承载社会属性的那部分保障房供给严重不足，导致大量刚需不得不掏空五个钱包加上债务来买高价商品房。
放眼全球，没有哪个成熟的房地产市场不采取均衡分离或二元结构的，即商品房和保障房并存。这是因为房地产不仅具有商品属性，还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高收入者可以买高价商品房，享受较高的居住服务和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低收入者可以低价购买或租住保障房，也可以居者有其所，让政府保障基本的住房公平。中央一直推动保障房建设，为什么一直没有效果呢？很简单，机制设计问题。让地方政府拿出宝贵的土地资源来花钱搞保障房，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趁着当下地价便宜，中央花钱收购廉价的土地全力开发保障房，既能降低低收入者的住房成本，又能激活冰封的土地市场，还能扩大投资，还能解决有人担心的刺激房地产房价过度上涨的问题，可谓是“一石四鸟”。
第三，继续降息，刺激房价回暖与活跃房地产市场。在房价不炒的政策语境渲染下，房地产定价中的资本利得溢价将逐渐消失，这意味着人们在给房子估值的时候，将不再假设房价会涨（甚至考虑会跌）。如果是这样，那么房子的定价将按照房租收益率进行，直到房价降到租价比跟无风险利率大致相同——既然房价不再涨，而且还会跌，为什么不把房子卖掉存在银行里？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虽然房价已经大幅调整，但是要知道，房租也因为通缩在下降，因此租价比不一定因为房价下跌而相应的上升，甚至还可能会下降，出现房价越跌越贵的怪异现象。那么如何才能让房价止跌？那就需要让租价比与无风险利率大致相等，形成一个安全边际。在租价比仍然较低（一个二百万的房子当前形势下年租金可能也就两万元），甚至还会更低的情况下，利率应该还要下调。否则房价继续下跌，把房租也带崩，那么租售比反而会进一步下跌。当时很可能会形成通缩螺旋，引发大面积信用危机和银行破产，导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万科最近的债务兑付危机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因为万科是最早对房住不炒政策进行经营战略调整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是房地产民企里面最稳健的，可以说是中国房地产“最后的好学生”。虽然当前来看基本度过危机，但是以后呢？一直靠救助输液活下去吗？如果万科也倒掉，那么对作为国民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从通缩到萧条可能就一步之遥。因此，当前稳住房地产，对中国经济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可以说是最大的政治。因为，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一个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环境里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