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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压伤的芦苇——关注疫情致贫人群

西泽研究院 2022-04-25 12:00 发文

本文发表于2020年2月,中国疫情刚发生不久,因为封城封路导致大量的中低收入者出现困难。今年奥米克戎传染性更高,造成包括上海在内的90余座城市不能正常生活生产,民生愈发艰辛。重发此文,希望能引起对民生问题的关注。

“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

每一个数字背后,包括更多的没有统计在内的,都有一个活生生的哀恸悲伤、生离死别。这一场史诗级的疫病,虽然现在仍然看不到尽头,但注定在许多年后,会成为历史沉重的一笔——即使那些数字,仍然会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轻的不值一提”、被人遗忘。这个五月时节樱花似火的城市,终将会以什么样的凄美,来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春天?把一城数不尽的悲伤,埋葬在残酷的春天里?

疫情还在持续,封城之后医疗资源奇缺,爆发的人群无法利用其它城市相对闲置的医疗资源,大国的空间斡旋效应发挥不出;社区和社会组织功能也因为长期原子化,短期内难以发挥自组织功能,不幸的人们只能用原始的方法自己去抗,以等待更多的“火神山医院”。城外相对幸运但又爱莫能助的人们,就像围观一场残酷的“病毒屠城”。当然,城外也不是围观者,同样身处其中,前途未卜之中,一样的命运,只是少了一些概率。

封区、断路、隔离,停工、停业、停航,在全国各地不断加码,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几近停摆。原本连在一起的命运,如今突然被这看不见的病毒,切割成了一个个孤岛,难以描述的支离破碎和憋屈。好在还有通讯设备,使我们还能遥远的彼此看见。但大多数人更愿意说,“别来无恙”,相见不如怀念。

第一次感觉,这个“假期”是如此漫长。在焦灼之中等待,在等待之中期盼。几乎每天半夜惊醒,都是匆忙打开手机,只为了看疫情数据:新增了多少确诊、多少死亡、多少治愈,就像战争年代忐忑不安的盯着敌我伤亡的数目,期盼着“我军”早日打胜,健康的阳光重新照耀大地。 

从2003年非典,到今天的新冠,近十七年的时间,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最大的是,我们从农村涌向了城市,乡土中国变成了城市中国。城市是繁华的,有着各种各样的机会,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城市又是拥挤而脆弱的,都经不起一场严重的流感,外面的世界太无奈。“由川流不息的商人、官员和朝圣者所联结起来的繁华城市,既是人类文明的基石,也是病菌滋生的温床”(赫拉利,《文明简史》)。根据马尔萨斯的统计,那个时代的英国,大城市的死亡率(1:20)是乡村的两倍(1:40)(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对于中国来说,这几十年城市化的事实是,很多低收入人群背井离乡涌入城市,尤其是一二线大城市,不过是为了谋得生计和基本的生存机会。见过太多的人,因为在小城市和乡镇没有就业机会,只能拖家带口到大城市“漂”。他们看上去拿着几倍于家乡的工资,但在生活成本的压力下,实际上非常的脆弱,紧绷绷的现金流,经不起生活的一点风吹草动。且不说那些染上病毒需要自掏腰包的家庭,就是重疫区外的一般工薪阶层和个体户,若疫情再持续一个月,两个月,不能正常开工,无法按时获得收入,将有大量的城市边缘群体、低收入阶层、高债务人群,走入艰难的“破产境地”,成为这场灾难后的“疫情致贫人群”。

所以,病毒如果不能及时控制,正常的经济活动无法快速恢复,城市贫困人口数量肯定会上升。这对“基本消灭贫困的2020年”,无疑是一盆残酷的冷水。西西弗斯的石头,推上去又滚下来,英雄的悲壮,现实的残酷,有些行为的无厘头,真的是“人间不值得”和生活“太南了”。 

此刻的经济研究应进入紧急的“疫病经济学”框架,除了关心那些宏观的加总数据,更重要的是要看到那些花落无声的人群和角落。他们在这个庞大的城市,但又不属于这个城市;他们默默无闻的为这个城市付出,但稍有变数就会被抛弃。这场疫情风暴,正在猛烈的冲击着他们本就孱弱的生存状态。主要来看,以下这些劳动群体在疫情中最容易“返贫”(包括但不限于): 

缺乏社会保障容易因病致贫的低收入染病人群。本来收入就低,确认感染后需要隔离治疗,就算治疗成本不自己承担,其它成本也会提高家庭负担,而且治愈后还可能损害劳动能力。对于收入主心骨因病逝世的家庭,更是直接导致贫困。 

主要靠计时薪酬取得不稳定收入的人群。比如家政、出租车司机、修理工等,因为疫情期间业务基本停止,所以这个期间没有收入。对于向公司租借生产和运营资料的工种,比如从租车公司租赁出租车和网约车的司机,不仅没有收入或者收入锐减,如果还在合同期内,还需要继续向租车公司缴纳不菲的租赁费用。单纯依靠劳动力或技术的“轻资产”行业压力相对较少,但也损失了较大的服务收入。

无法经得起长时间停工停业的小企业及临时就业人员。大部分中小企业没有足够的资源冗余,可以用空间置换时间,基本撑不过两个月,缺乏稳定的上下游供应链关系,主要依靠临时项目取得收入的企业更是如此。没有建立长期就业关系的就业人员,也会在这段时期停发收入甚至解聘。据估算城市中该类就业人群不在少数,尤其是社保新法颁布以后,小企业被动采用这样的临时项目模式规避人力成本,形成了较多的该类型就业人群。

图源:微博

小本经营的私人企业主或个体户。没有社保和固定收入来源,需要人流导入计件和灵活订单的小商小贩、小型餐饮、理发店、小型教育培训和文娱机构、农村小型养殖场和小型项目承包企业等类型,疫情解除之前以及之后一段时间,都很难有收入来源。他们如果没有足够的积蓄,或者借债经营,非常容易因为资金链断裂成为贫困人群。

高生活成本负担的单人就业低收入家庭。如果家庭有一个和两个小孩,全职主妇,只有一人在外打工赚钱,可能更容易因为这场疫情的生意清单、收入降低、负担加重引致贫困。

高债务负担或债务偿付能力脆弱的个人或家庭。居民收入支出结构和家庭资产负债表的研究表明,人们往往按照即期的收入现金流来制定债务和借贷计划,加上最近几年房价高企、利率降低和刚性需求,家庭杠杆率和偿付负担越来越高。在这种家庭现金流量趋紧和家庭资产负债表越来越脆弱的情况下,疫情导致的家庭收入降低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疫情持续时间长了会让那些高债务负担的家庭因违约破产陷入贫困。

可能会遭受疫情致贫的,当然不限于上述这些人群,庞大的中国经济还有很多看不见的角落。建议各地政府和社会,除了凝心聚力打好这场病毒攻坚战外,还要关注这次疫情对容易致贫人群的冲击,制定合适的经济保障政策共渡难关,包括专项失业保险基金,专项低息无息贷款,小微企业救助基金,债务展期或减免,低收入人群生活品定向发放等。可能政府政策的些许帮助,对某些家庭来说就是救命稻草。不能让前期的扶贫攻坚战因为这场疫情功亏一篑。

生活是具体的,再宏大的画面也是由一个个微小的像素组成。不要觉得一两棵小树的夭折对整片森林没有影响,也不要认为整个社会只有金字塔中上层构成,中国经济的新时代画面也不仅仅由高楼耸立、富丽堂皇的国企和大机构构成。那些小商小贩,那些为生存而奔波的低收入人群,他们卑微坚韧默默无闻的为整个社会的运转做着贡献。当风暴来临,疫病蔓延,需要社会屏息静心倾听他们无助微弱的呼求。衡量大国崛起的,不是重器巍峨、灯火辉煌、话语铿锵,而是让最微弱的个体都能感到安全、看到希望、听到回声。这或许是这场疫情,带给大国治理现代化,最重要的反思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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