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美国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开放数据项目上投入了大量精力，那么他们所做的努力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呢？
从2010年起，美国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公开数据和建立门户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资源，以方便市民能够获取这些信息。
这些开放数据项目取得成功了吗？
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对成功的定义。如果你设定的目标是提高透明度，那么有效的数据集数量就能体现项目是否成功。一些人认为，开放数据应该带来更多的好处，比如推动经济利益，增强公众信任，提高政府能力。
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开放数据的第一个十年发展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
开放数据的既定目标是什么？
政府如何评估其成功与否？
数据官员在帮助开放数据推动ROI发展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是否有效？
当我们开始考虑开放数据的目标时，这些问题的答案就会慢慢涌现出来了。那么开放数据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不仅仅要提升透明度
开放数据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改变。早期的开放数据项目主要是为了发布信息，让人们能够合理地访问信息。最近，首席数据官和其他官员想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
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首席数据官Eric Roche说：“我们最初的想法是：我们以后会发现开放数据的其他目标，但提高透明度本身就是很好的目标，所以在找到更好的目标之前，我们要做的就是提高透明度。”
事实上，一些早期的实现者发现，透明度虽好，但本身并不足以成为开放数据的目标。
辛辛那提市的执政官Harry Black说：“在过去的五六年里，每个人都为数据集做出了努力，但我发现还没有人使用这些数据。”他与其他城市的官员对比了相关的报告，许多官员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数了一下点击量，然后发现没人使用这些数据。”
如今，数据专家越来越多地关注数据的利用率，因此数据的使用情况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政策目标。
科罗拉多州博尔德郡的首席创新官、分析官兼临时首席信息官Julia Richman提到，在外部用户中，数据应该有助于提高市民参与程度，鼓励新想法的产生。她希望通过开放数据来提高效率。她说：“跨部门进行合作并非易事，这涉及到追查相关财务人员或公共工程的信息。追查信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所以在各部门之间公开信息有很大的价值。”
一些人说，这种务实的心态有助于推动政府采纳开放数据政策。
新泽西州首席数据官Liz Rowe表示：“我们建议在机构中开发一个强大的开放数据平台，用于主动发布所需的信息和授权的出版物。”她提到，这些措施会带来很大的实际好处，能够让机构“认识到这些好处——最终有助于减少任务量，开放相关资源，这也让机构对参与这项工作更感兴趣。”
德克萨斯州于2014年建立一个数据门户网站，因此该地区数据透明度较好。但州级数据协调员Ed Kelly正在努力让更多的机构参与进来，让更多的人利用这些数据。他说，“对我们来说，现在的目标是让市民更灵活、更轻松地获得信息。”
随着城市开放数据的目标不断升级，一些开放数据的拥护者承认，他们很难将各种不同的、模糊的开放数据政策及目标与投资回报率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开放数据政策是没什么回报的。
阳光基金会的开放城市主管Stephen Larrick提到：“最常见的目标往往好高骛远，或者还停留在概念上，比如：‘提高透明度、促进创新、加强协作、健全问责制’等等。这常常会让人们疑惑开放数据政策的成功到底是怎样的。”
那么接下来应该如何评估政策成功与否呢？
重点关注数字
政府数据官员通常会在过去的工作中寻找一些线索来衡量开放数据的有效性。从客观上来看，开放数据门户能够反映数据集的点击情况和计算点击量。从主观上来看，通过客户满意度调查和其他软度量方法可以确定人们是否参与数据的提供。
加州圣马特奥县利用开放数据建立公众信任，以便在县和市民之间展开对话。该市的首席信息官Jon Walton表示，他主要依靠用户反馈表和满意度调查来评估政策的成功与否。
随着客户满意度的稳步上升，并且这个数值超过90%，“这表明此举赢得了市民的喜爱，而且市民在使用数据。这也体现了他们对技术上的工作感到满意。”
辛辛那提市是采取定量的方法来提高满意度。该市的系统可以追踪数据请求的处理进度，随后会进行一个简短的调查。Black说：“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客户满意率在两年内增长了7%，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堪萨斯城，Roche衡量成功的方法是：达到《国家公开记录法》的相关要求所花费的时间长短。他说，通过开放数据，“对于每个数据请求我们都能迅速作出反应，让市民不需要等待几天或几周才能得到这些数据。”这是一个可衡量的结果。
一些更深层次地数据挖掘工作仍在进行。Richman在博尔德郡设置了开放数据站点，其中包括了一个追踪开放数据的页面。该网点计划将75%的城市部门涵盖在内。(目前，博尔德郡有望很快达到65%)该城市的目标是发布100个数据集，到2017年年底，该城市已经发布了大约70个数据集。
因此，数据科学家十分愿意将数据方法应用于自己的所做的工作中。
亚利桑那州的吉尔伯特有23.7万的人口，数据和技术分析师Derek Konofalski在该地收集了不少的指标。他说：“我们知道人们下载原始数据的次数，以及浏览数据集的次数；我们为市民提供了API，所以我们知道人们在应用程序中使用API来获取数据集的次数；我们还知道人们浏览Alex的次数，Alex也是一个开放数据门户网站。”
吉尔伯特在很早之前就做了很多数据方面的工作，因此积累了大量的数据。2017年12月吉尔伯特推出了一个开放数据门户网站，并在发布后两周内获得了超过3500次的点击量；同时，Alex也获得了2500次的点击量。
在德克萨斯州，Kelly评估了三个关键统计数据，用于查看该州的开放数据工作进展。他提到：“我们关注的是数据集的总数；数据集的点击次数；以及在开放数据门户上实际的下载次数。”
那么具体的数据情况是？在2017年年底，德克萨斯门户网站发布了12个组织的数据集，包括10个国家机构和2个运输部门，有效数据集为370个。该网站自2014年推出以来，点击次数为119923次，下载量为91299次。
计算数据集和计算点击量有助于Kelly和其他人了解信息机构对外开放的程度，以及这些数据是否正在发挥作用。
如何让这些信息发挥作用？开放政府应该与数据专家和IT主管们携手合作，共同承担责任，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流程和协议，以确保信息有效性、有用性和可用性。
人才组合
近年来，随着首席数据官、首席数据科学家以及各州和各地方首席官的出现，开放数据越来越倾向于职业化。曾经，只有IT精英才能接触到开放数据，他们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来收集数据集，并能将数据集公开给市民。现在，越来越多的数据专家在带头推动相关战略的实施，并且还有首席信息官帮忙完善重要后端任务的收集和发布。
辛辛那提市执政官Harry Black
辛辛那提市执政官Black于2014年建立了数据分析办公室，随后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完整的数据管理层。他还设立了首席数据官、首席执行官、数据分析师等职位。
首席技术官将其想法付诸行动，其他人员则配合首席技术官完成工作。Black说，“首席技术官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对于开放数据中所涉及的软件和硬件，他们能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但他们无法推动整个流程，所以需要其他人员的配合。”
如今，这种分工并不少见。例如，吉尔伯特的首席数字官很好地促进了Konofalski和其他部门的配合。Konofalski提到，“我的工作是负责转变各部门的文化，IT部门则是管理数据库，以及通过技术工作来收集数据，确保合理的数据来源。”
在其他城市，开放数据的工作变得更加具有复杂性，并且对协作性的要求也更高了。数据专家要负责开发相应的系统，IT部门则要实施系统，二者之间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复杂。
例如，在堪萨斯城，首席数据官不仅得到了首席信息官的支持，还获得了首席创新官的支持。后者能够通过与各机构和供应商进行协调来获取所需的数据集，这是开发总监Roche无法轻易做到的。“建设智慧城市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些人的工作。他们发展了很多智慧城市的项目，如果我需要数据，我会从他们身上入手。”
在博尔德，首席数据官和首席信息官、首席创新馆的这一组合甚至更为有效。
Richman提到：“从创新平台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多个部门的资源协作下进行的。我的开放数据团队包括了IT人员，GIS人员，以及一些懂数据的人。我们在各个机构都有数据专员——金融分析师，业务分析师，行政支持人员等等，他们都是不同领域的专家，他们经常与数据打交道，所以十分了解数据。”
Richman目前需要一些开放数据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可以比传统的IT或数据专家做得更好。她说，“他们还需要提升其叙述能力。除了获取数据以外，他们要能够将数据与战略联系起来，并将成果分享给我们的社区。因此他们需要更好地向社区居民叙述一些数据图表的内涵，让居民理解这些数据，这才是有效的开放数据。”
如果该市的数据团队能够遍及各个机构，并且能够与数据专家和IT领导者共同合作，那么该市在开放数据方面就能取得一些成效。
底线
在研究了驱动开放数据的政策，考虑了衡量成功的标准，以及探索了有效的人才组合方式之后，我们最后还是要思考，这样做是否有效？开放数据运动是否符合大家的期望，尤其是那些十年来一直致力于让政府信息更透明、更方便使用的人?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开放数据政策的确有效。
阳光基金会的报告表明，现在有100多个城市、县和州都有开放数据政策。报告中的美国城市开放数据普查图显示了近20个关键地区的数据，涵盖犯罪、分区、预算等等。并且，有36个城市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开放数据目前也发展到了瓶颈期。加利福尼亚州卡尔弗城在最开放的城市中排名第43位，但该市只有8种类别的数据。密歇根州的芬代尔市排在第65位，但目前只有3种类别的数据可供使用。
Larrick认为，“总的来说，很多城市都遇到了开放数据的门槛。市民现在可以找到有很多信息来使用。更大型、资源更充足的城市排名会更高，以及那些一直在开放数据的城市排名也更高。”
“一些排名靠前的城市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对于那些在开放数据方面刚起步的城市，它们甚至连最低门槛都没有达到：网上是否有关于政府运营的基本信息？对于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中等规模和较小规模的城市来说，答案仍然是否定的。一些取得卓越成效的城市可能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仍有很多城市才刚刚起步。”
Larrick所强调的重点是数据的可用性，虽然这是一个关键指标，但它并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数据管理人员表示，除了计算数据集的数量和点击量之外，他们还在寻找能够将开放数据与社会现象联系起来的指标。
我们能够运用开放数据来提高婴儿的健康水平吗？能让街道变得更安全吗？这是开放数据指标的最佳用例，但各个城市的数据主管们一致认为我们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在开放数据的早期发展阶段，目前还没有一种算法能够清晰、明确地描述开放数据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Roche表示，“在全国范围内，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衡量成功的标准，尤其是注意在公众方面的成效。也许各个城市都需要建立一套相应的度量标准，以便于对开放数据的使用情况进行基准测试。这都是我们需要探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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