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706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665篇原创文章。
如果相信荣格说的，集体无意识是一个民族的命运，那么就应该相信，一个国家的前途运势，也将是注定的。某一个人，某一个偶然性事件，无法完全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未来的确掌握在自己手里。无数人的集体无意识中，蕴含着自己的“福报”和“业报”。
经济的起伏，股市的涨落，都将在国运兴衰这个大浪潮中演绎。我曾经一直觉得国运是一个很宏大玄学、虚无缥缈，作为专业的经济学研究不应该去关注的东西。但经过这几年的惊涛骇浪，才突然发现国运的重要性，可以影响到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现代经济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人的命运都紧密联系在一起。
国运，一般解读为国家的运势。但我更愿意看作是国家的命运。如同一个人的命运，的确都是很玄学的东西。“从来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宿命论可以解读一切，让一切变得无奈、虚无、残酷、不由分说。希腊诸神各有各的神武，大部分骄傲好斗，但在命运之神面前不得不俯首称臣。再勇于斗争，也难逃运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不说别的，就说人最基本的生老病死，不管你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就连以色列最智慧、最伟大的国王所罗门，在老迈的时候都慨叹，“虚无的虚无，一切都是虚无”。
然而对于现实生活，对于镶嵌在国运里面的个人命运，都是具体而真实的。我们这些年，真切体会到了国运的走向，与个人的生活、事业、财富，以及家庭的负担、幸福感、希望与信心等息息相关（参阅《时代的漩涡——发展模式的内外冲突与百年国运的新旧激荡》，《赵建：疫情重现，复苏放缓，国运的钟摆向何处？》《赵建：信用、债务与国运》等）。时代的红利，赶上了就赶上了，赶不上的也只能如此，甚至还要还时代的“负债”。比如最高点买房子的，最近两年买股票的。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命运。
国运可以是宏大而虚无，老百姓的生活却是具体又真实。每天的柴米油盐，养家糊口，老人看病孩子上学，房贷车贷信用卡，事业的前途和稳定等等。一纸公文可以让千万人失业，让万亿财富蒸发。国运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低估了。
在经济上行，国家理性，社会包容开放，心态积极阳光的时期，国运似乎可以帮着分担一些个人的命运负担。工作机会较多，收入稳定增长，家庭财富也跟着水涨船高。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希望和幸福，仿佛一切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中国的1978年，那是一个春天。
然而在经济下行，政策变幻莫测，发展方向不明朗，工作内卷，四处都在斗争，社会包容性低的时期，一切开始变得相反。行业的起伏和政策的变化，让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家庭财富大幅缩水。人们的脸上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对未来充满了焦虑和担忧。
那么国家的命运由谁决定？我想这反而并不是一个玄学的问题。一个人的命运或许更多的是命中注定，但是作为集体的命运，国运的走向似乎更可以有迹可循。“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回头看一百多年的历史，很显然，凡是坚定按照现代化的方向前行的时候，都是国运的上行期。相反，则是国运不定，在撞南墙的试错中艰难探索而付出巨大代价的时期。现代化，将一个蒙昧落后的传统中国，变成一个开放文明的现代中国，这是一个浩浩汤汤不可阻挡的运势。除非，大部分人被集体锁定在认知陷阱和信息茧房中。
何为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我在前年写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进行解读（《赵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选择》，《赵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文明与自省》，《赵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与逻辑》等。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定义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界定，但是内核和衡量标准基本上达成了共识。现代化，说到底就是从迷信权威（欧洲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和崇尚身份（家族和血缘继承），走向尊重活生生的个人，尊重契约和制度，尊重科学和理性，是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具体的衡量标准包括：工业化，物质生活高度发达；市场化，让每一个卑微的主体都可以参与经济决策而不是只是“计划委员会”；城市化，从血缘关系的乡土文明走向城市，农家子弟变成了市民；全球化，以普遍价值与全世界进行经贸和文化交流。特别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其本质是法治化、民主化，职业官员与分布式授权治理等。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让国运跳出“王朝周期律”，对权力拥有者也是一种保护。否则在一个现代社会里还固守传统治理方式，每个人都不安全。
国运如何产生？在一个原生的大陆传统国家进行由外来力量推动的现代化并非易事，中间必然要经历传统与现代，蒙昧与开明，野蛮与文明的漫长的较量。国运由一个国家的集体潜意识决定，这个国家的现代化也就需要一个过程走出过去的梦境，等到越来越多的人从过去的潜意识深层里价值觉醒，更可能的是被大炮惊醒。从虎门到黄海，否则还活在自己的春秋大梦里。国运从大震中，从危机中艰难孕育，但是分娩的过程无比痛苦，需要一代人、几代人承载转型的阵痛。然而最痛苦的并非是从梦中醒来发现换了人间，而是醒来后一个翻身再次倒头昏睡。曾经的伊朗、智利等国，都经历过这样的历史倒退。
路遥说，人生漫长，但是要紧处就那几步。国家也是如此，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是继续迎难而上，用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还是退缩倒行，通过否定发展而逃避问题。看上去的选择，其实没有选择，因为一切的“因”都在这个国家集体潜意识里种下，后果也就早已注定。无论是通胀还是通缩，无论是房产还是股票，无论是国债还是地方债，个人今天的生活处境和财富，一切的断壁残垣、遗址废墟，不过是一个民族集体心灵的投影。一个缺乏信仰，漠视是非，除了搞钱对社会正义和公共事务不关心的精致利己的民族，是否配得上今天拥有的现代文明成果。
处在金字塔顶端的决策者，因为有终极决策的权力拨动国运的齿轮，因此其认知、视野、能力、意志，尤其是那种谦卑包容的真正自信，对一个国家的命运至关重要。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得出一个结论，他们认为，在危难的时刻，中国总会有一部分人挺身而出来保护这个国度，让这个古老的文明生生不息。今天，中国面临着疫情三年后的疤痕效应，人口极速老龄化和人口快速减少，后工业化和后城市化时代的种种矛盾，与房地产和大基建时代漫长的告别等等这一切，都预示着一种不祥的命运。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今天中国的发展成绩，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超大规模经济体，超级产业转化能力，高度的城市化水平，受大学教育最多的人力资本和工程师红利，最完善的交通、物流、通信体系等基础设施，尤其是中国人勤劳吃苦的内在文化，都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副好牌”。
但是回到国运的原点，人，才是国运的中心，一切命运掌握在集体潜意识里的现代性里，而不是堆积的钢铁混凝土庞然大物。《虚无时代》的作者英国学者彼得.沃森说过：很多国家的高楼大厦、西服轿车、手机电脑，一切一切的看似现代的生活，都不过是一个精致伪装的“拟态”，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打回传统社会的原型。这才是真正的危机，国运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