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707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666篇原创文章。
一个经济体，一个社会，和一个人一样，最重要的是如何学会与过去告别。经济社会的转型，很多时候风险和代价不是来自于未来，而是来自于过去。历史的包袱沉甸甸，旧的产能和利益既得者死命的抱残守缺，要想“立新”，必须“破旧”。因此在与过去告别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和平过渡的很少，大部分都发生了巨大的危机，甚至导致流血革命。
今天，中国可能正处于改革开放四十五年来最宏大又惊险的告别中——告别过去的高速度“飞行”，构建未来的高质量“着陆”。其中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学会如何与房地产以及相对应的土地财政告别。或许只有与房地产和土地告别，中国才彻底的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
独有的土地财政，如同从乡村走向城镇的“第二次土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最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将地方政府、银行、房地产商、梦想从乡村迁徙到城市的农民子弟，以及上游的钢铁、混凝土、机械等工业资本，都轰轰烈烈的动员起来，基本完成了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在形式上的转型。
今天，这个转型在高层看来基本完成，剩下的就需要与过去告别：
——与土地财政告别，这个占地方政府收入的一半以上，如果再加上相关的土地融资，可能占到七成以上；
——与房地产创造的需求告别，其意义不仅仅占GDP的一成，更多的是与五十多个行业紧密联系，这些行业比如家装、建材、绿化、物业、搬运、保洁等等都是与普通老百姓就业有紧密的关联；
——与房地产金融告别，让老百姓的主要的财富仓储阵地“房住不炒”，去金融化，社会财产需要进行激烈的重估，这同样意味着负债价值的重估，从通胀和房价持续上涨假设下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到通缩与房价持续下滑下的资产负债衰退......一个老去的社会与债务缠身的社会......
很显然，这个告别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容易。从“三条红线”推倒信用的多米诺骨牌，到“三支箭”企图重新搭建这幅长长的产业链和信用链关系，显然并不可能。我再说一遍：现代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而信用经济是不可逆的。政策的实施过程也是非对称的，“从恶如崩，从善如登”；信用的本质是信任，毁掉信任可以一夜之间，重建信任却要年复一年。很简单的比喻，树上有九只鸟，一声枪响可以全部吓跑，但是要想鸟儿再全回来何其难！老领导早就提醒过，要尊重事物内在的规律性，做工作要注意方法、方法、方法。
学会与房地产告别，对每一个国家和经济体都是一个重大的命题，并不唯独是中国。这个告别，日本用了三十多年，美国用了二十多年，中国用了多少年？从房地产占GDP的比重最高12%降到今天的6%，只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同样是万米高空的飞机着陆，是逐渐降速滑行，还是直接高空坠落？同样是着陆，同样是告别，姿势不一样，就要面对不一样的风险和阵痛。我们常常拿日本作为教训，但是却似乎不小心重蹈覆辙？若如此，是不是也将进入一个漫长的债务和资产负债表修复季节？
在这里，我之所以称这次告别“漫长”，并不仅仅认为无法轻易与“此岸”割舍，更多的是指寻找“彼岸”的过程，也将是漫长而曲折的。“破”是不容易的，长痛不如短痛，但“立”更加不容易，“立”的过程也将无比漫长。“破”当然不是目的，“立”才是目的。很多时候，破如崩，立如登，一个非对称的历史演进过程。不要想当然的认为破了就会有立，这是一种机械论。
在同样的告别过程中，中国与日本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与房地产最大关联的，中国是财政，日本是金融。所以在这个告别过程中，首先遇到问题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稳定性。今天，社会上通缩阴霾密布，似乎处处缺钱，企业看上去主营业务收入还不错，但是全是应收和应付，账期拉长了好几倍，欠账欠薪问题越来越多。沿着债务链溯源，往往源头就是地方政府和国企。
地方政府也不容易，有限财权无限事权，加上三年抗疫，几乎透支了家底。为了保日常运转，四处化缘借的现金全用来保基本工资和费用支出了，哪还有余钱还账，更不用说增加民生和搞地方经济发展了？如果现在还看不到这些问题，很容易对形势和政策的基调产生误判。
当前的形势，与过去粗放发展模式的告别，是一个“转型+发展”中社会必然遇到的。按照罗斯托的起飞理论，一架飞机总不能一直在高空高速飞行，总会有着陆的那一天，否则要素燃料也跟不上。中国这架飞机的高速飞行，就是靠大投资、大建设，用的燃料除了劳动力和工业化形成的重工业资本外，还有源源不断的债务（借贷资本）。我们从“阳”和“阴”两面分别去解读这个大投资、大建设的特征和问题。
从“阳”的一面来看，中国过去的大投资、大建设模式，搞得都是固定资产，超级耐用品，是庞巴维克所称的“迂回生产”中，迂回程度最高的那部分。房子可以用五十年，高速公路，机场，城市道路管网，高铁、地铁等等，都可以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迂回生产是其中的一个特征，意思是转化成终端消费价值和现金流的时间是很慢的，迂回的。事实上，在轰轰烈烈的以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为资金和资本来源的众多项目中，很多项目不仅很难短期内达到盈亏平衡，而且很多都是长期的负现金流。也就是不仅全成本（加上折旧）口径下的盈利是亏的，而且剔除折旧后的边际利润也是负的。这些大投资形成的迂回生产设施，很多是负资产，是重大的负担。
从“阴”的一面来看，是这些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的形成，往往带有庞大的债务。借贷也是一种动员机制，用熊彼特的话来说是“凭空形成的购买力”。这与无债务经济环境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因为通过借贷，资金可以从天而降。然而，天上当然不能掉馅饼，对于私人债务或者预算约束非常硬的借贷，银行等金融机构当然不会随便借给一个没有“信用”的主体（这是我上半年与众多学者争论的核心焦点）。但是，地方政府和国企却不一样，存在着固有的“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它们凭借着国家信用背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大肆透支信用。固然投资了一些具有“社会效益”的项目，但是由于这些账算不清楚，滋生了大量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导致了严重的国进民退现象。
此时，要注意倾听两个学者的提醒，一个是“大历史”理论的创始人黄仁宇先生，他认为明朝失败的核心原因是财政崩溃，财政崩溃的核心原因是“缺乏清晰的数目字管理”；另一个是奥派经济学家巴斯巴德，他认为“大萧条是对债务滥发刺激投资浪费的一种惩罚”。
所以未来几年、十几年，将是一个“漫长告别”的季节，也将是一个“漫长求索”的季节。实际上，未来已来，我们每个人已经身处这样的季节中，那些还身着盛夏着装，依然沉浸在盛宴幻觉中的人，当然会被秋天萧索的寒风横扫。在秋天还播种，当然是“越努力越亏”。
但是，过去未去，资产负债表里装的仍然是过去的东西，只是已经漫山遍野的枯萎、僵化。漫长的季节里，最寒冷的时刻还未到，准备冬藏是最理智的选择。然而，如果有能力搭建一个温室，就能够对宏观气候全天候免疫，就可以继续播种、收获，在资产荒的季节里独领风骚。当然，这需要硬核的资源，超然的认知，坚韧的意志，才能创造硬核的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