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 密涅瓦的鸱鸺在薄暮中起飞
第四章 德国的卡特尔和日本的产业合理化
德国的产业合理化运动
在70年代以前，日本自己都没有产业政策这个词，通产省曾经使用过过产业合理化、企业合理化、产业结构论或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新产业体制论和产业改组等等词。其中合理化在战前和战后都使用过。
“合理化”源自德国。一战后，在美、英等国的巨额资本和大量技术装备的援助下，德国在20年代后半期广泛开展了产业合理化运动。产业合理化的实质就是在采用新技术和科学管理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来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主要内容有：
（1）技术合理化。德国企业大量引进外国、尤其是美国的先进技术，更新机器设备，淘汰落后企业，建立使用现代化技术的新工厂。以此为基础，德国国民经济迅速实现电气化、化学化和汽车化。
（2）管理合理化。在大量采用新技术的同时，德国企业也引进了美国的泰勒制和福特制，利用流水作业线，实行标准化大批量生产，从而完成从旧式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变。
（3）加强产业集中和卡特尔化。德国资产阶级不仅通过技术和管理合理化来节约成本，而且还通过组织卡特尔和辛迪加来限制竞争，保持盈利。
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德国全面卡特尔化和集中化的时期，全国约有辛迪加2500家。其中1925年建立的法本化学工业公司和1926年成立的联合钢铁公司，职工总数均在20万人以上。
（4）完善基础设施。为了给企业创造良好的营运条件，德国政府集中力量改进了电力、煤气和自来水等社会服务，承担起维持电报电话网以及铁路运输网的责任，大力发展学校、医院、游泳场、剧院和图书馆等社会公益事业。
产业合理化使德国经济迅速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德国工业已恢复到一战前水平，化学、电子技术、精密机械和光学工业重新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且新建了一支现代化的远洋船队。但另一方面，它又给工人阶级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24～1929年，德国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40％，而实际工资却长期停留在战前的低水平上。据估计，德国产业合理化运动使失业者增加30％左右。
当日本在20年代末“引进”合理化的概念时，无论官界还是财界都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及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已经证明，自由经济已行不通，国民经济需要国家权力出面干预。商工省官员吉野信次就认为，“所谓产业合理化，就是从国民经济的全局考虑来发展经济”。
战前被日本官方奉为产业合理化运动启蒙思想家的太田正孝认为，“产业合理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再不能像以往那样生产者和消费者恣意妄为”。“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绝路。…按照现在的资本主义方式走下去，已得不到使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发展的力量”，“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资本主义的修正，别名合理化运动”，而这种“合理化运动的目标，就是对生产、流通和消费实行某种意义上的统制”。
当时的特许局事务官岸信介专程赴欧洲考察产业合理化，归国后只强调了两条合理化原则，即“降低成本”，“否定自由竞争”。
早在1930年，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有泽广巳就曾著书揭露了产业合理化的本质。他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名言：本来，从机械本身看，它可以缩短劳动时间，但若被资本家所利用，却会使劳动日延长；它可以使劳动简单化，但若被资本家所利用，却会使劳动强度增加；它本身意味着人类战胜自然，但若被资本家所利用，却会使人类处在自然的奴役之下；它本身可以增加生产者的财富但若被资本家所利用，却会使生产者贫困化。据此，有泽给产业合理化所下的定义是：“所谓产业合理化，就是增加剥削程度的诸措施。”
战后，仍有许多进步学者对产业合理化进行批判。户木田嘉久指出：“资本主义的合理化，不外是进入全面危机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的阶级防卫运动，是直接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化的政策支持下，以攫取高额垄断利润为目的的垄断资本的超剥削方法。”
每当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之际，往往也就是资方在“合理化”的名义下，向劳动者转嫁危机之时，也就是所谓“泰罗制”及“科学管理法”的沿续和发展。对劳动者而言，“合理化”意味着劳动强化、工资减少和失业。对力量单薄的中小企业主而言，它意味着企业将被兼并或破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泽、户木田等人的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合理化的本质，击中了要害。
在日本，也有为产业合理化辩护的。有“日本的泰罗”之名的上野阳一认为：“产业合理化的原理与技术，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任何经济体制下都是必要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也好，日本式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也罢，生产管理的原则别无二致。资本主义利用生产管理的原则，将带来资本主义的繁荣；社会主义利用生产管理的原则，也会带来社会主义的繁荣。
经济史学家周宪文（1907～1989）所著《资本主义与统制经济》认为：自从一九二九年发生世界经济恐慌以来，……各国的产业政策，由产业合理化运动演变为统制经济运动，直至一九三〇年止，产业合理化运动尚不失为一个时髦的名词。但其结果，反因产业合理化运动的猛进，加深了世界经济恐慌的程度。到了今日，产业合理化运动已成过去的名词，取而代之的，乃是统制经济运动。
过去的产业合理化运动，是着重在每个产业的生产技术上——即经营管理上，今日的统制经济运动，对于每个产业的生产技术，固然也很注重，而尤其注重于全体产业组织的合理化，换句话说，今日各国的产业政策，其目标已不在扩大每个产业的生产，而在全体产业的组织化。这种演变，当然是受了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因在世界经济恐慌期内，各国虽已极力限制生产，但在今日，生产品依然过剩；这种惨淡的事实，遂予各国的产业家以一强烈的刺戟。
因此，今日各国产业政策的重心，已不仅在生产能力的增进与扩大，且在恢复生产与消费的均衡。申言之，今日各国的生产政策，一方面要在一定的计划之下，统制生产力；另一方面要设法增加人民的消费力（即购买力）。如何可以恢复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如何可使生产与消费的均衡今后不致于再破裂？这就是今日各国产业政策的唯一目标。因此，继产业合理化运动之后，乃有国家统制的产业政策之出现，这就是今日的统制经济运动。
不单如此，过去的合理化运动，以提高生产能率为口实，奖励企业的集中，因此，加速度的促进了独占组织的发展。但在卡特尔、托拉斯等独占组织之下，必然的发生种种流弊，例如：
（一）独占组织滥用其强大的资本力压迫弱小的竞争者；
（二）因此阻碍正当的竞争，取得法外的利润；
（三）更因此使社会的生产力无由发展（因为企业的集中，必然的增加失业工人）；
（四）使生产技术的进步停滞；
（五）使阶级的对立严重，并且促进奢侈的习气；
（六）劳动大众购买力的减退，使国内市场日趋狭隘，因此激成了各国对于国际贸易之强烈的争夺；
（七）独占组织虽能统制各种独占产业部门的生产，但在各产业部门间，其不均衡的情形，反而愈甚。因为独占组织有上述种种的流弊，所以人们对于这种组织，就有反感的发生，怀疑到世界经济恐慌的深刻化，是这种独占组织有以致之。于是对于这种私的独占组织，感觉到有严加监督的必要，换言之，即想以公的统制打开这经济恐慌的难关。
德国的统制经济运动，实始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七日颁布的韦玛尔宪法；据该宪法的规定，德国可以设立一机关，借以统制，连络并统一各种生产。……
梅拉托夫于一九一九年所提的统制经济计划，其根本方针，是延长并整顿欧战时的强制经济；其实现方法，是于每一部门，网罗其全部企业，设强制的团体，于企业家之外，并使劳动者及消费者的代表参加管理。再由各种企业团体，合组一全国的统制团体。这种强制团体的最大工作，是
（一）生产量的协定与贩卖上的联络；
（二）生产及经营技术的合理化；
（三）资本原料的共同调达；
（四）社会问题的统制；
（五）经济统计的作成。
此外，并由国家委任监督官，监督上述团体；再由企业家、劳动者及消费者的代表组织顾问会议辅助监督官。国家对于各种企业，征收若干差别利润，用为创设必需企业的资金。
莱德拉教授主张集中并统制生产，以打开欧战后的危机；至其具体办法，是创立国家经济委员会，实行全国的产业总动员；动员的方法，约有五点，
（一）是向资本家征发一切停止利用的生产手段；
（二）收罗失业的工人，以为产业总动员的主力；
（三）借上述方法提高国内生产（由百分之七十增至百分之七十五）；
（四）实行生产物的直接配给，不向市场出卖；
（五）待生产恢复后将所有的生产手段交还原所有主。此外，在劳动时间上，则主张励行每周四十小时劳动制；在信用问题上，则主张实行信用统制，即统制全国钞票的发行额，以及信用的方向等。
德国统制经济运动的主要方案，始于一九二〇年五月四日所设的国家经济委员会。该会由三百二十六名代表各种经济团体的委员组织而成（劳资两方的代表都有）。其目的，是在解决各种经济问题，并促各种社会立法的实现；政府提交国会的关于社会政策及经济问题的重要议案，该会有先加讨论并代转交的义务；又如政府与该会的见解不同，则该会有对国会提出议案或附加意见的权利，至于这三百二十六名委员所代表的各种经济团体，其比例为：代表农林业者六十八名，代表蔬菜园经营者及渔业者六名，代表各种产业者六十八名，代表商业、银行业及保险业者四十四名，代表运输交通及公共事业者三十四名，代表手工业者三十六名，代表官吏及自由职业者十六名，代表消费阶级者三十名，通晓各地的经济状况者十二名；由参议院指派在经济界对于德国国民特有功劳者十二名（由政府聘请）。
该委员会之下，设有地方经济委员会，由当地的资本家与同数的地方劳工委员组织而成，目的是在解决当地的各种经济问题。
以上是就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恐慌发生以前的情形而论，在这次经济恐慌期内，德国的统制经济运动，要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兴登堡总统所发的紧急令最显著。该紧急令的内容，
（一）是物价的减低；至少要比一九三一年六月的物价减低百分之十；他如煤炭，窒素及生铁的价格且使减低百分之十以上；再如为防止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腾贵起见，可以任命价格取缔长官，该长官如认物价的腾贵，显非正当，则可命令减低，当事者若不服从，则可勒令停止营业。
（二）是金利的减低；凡公债、公司债等长期债务的利息，如在六厘至八厘者则令减至六厘；凡在八厘至一分二厘者，则令减至八厘六毫。对于短期金融市场，则由银行监督官与金融机关的代表协议规定；协议不成立之时，则由政府命令规定。
（三）是房租的减低，欧战前造的房屋，一律减租百分之十，战后造的房屋，减租百分之十至十五。
（四）是工资的减少；民营事业的工资，在原则上使恢复一九二七年一月的状态；官公吏的薪俸，减少百分之九，公共事业劳动者的工资，减少百分之十。
（五）是财源的开发；一方面减低若干营业税，同时对于有超过二十万马克的资产与每年有二万马克收入的外国移住者，征收其资产四分之一，名为“国外逃避税”，以资抵补。
赔款引发的危机
1921年1月底，在巴黎召开的赔款会议上，协约国作出决议：德国赔款总额为2260亿金马克，在42年内付清。协约国还宣布，德国以全部财产，尤其是全部关税收入，作为缴付赔款的保证；德国若不履行保证，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可以没收德国的关税收人，甚至接管徳国的海关。
1922年7月和11月，德国以财政危机为由，要求延期偿付赔款或根本取消赔款，以稳定德国货币。1923年1月2日至4日，协约国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德国的请求。英国为了维持欧洲均势，尽快恢复广阔的德国市场，除同意德国延期支付要求外，还提出了允许德国无抵押、无担保地延期4年交付赔款、赔款总额减少1／6以上的方案，并建议将法国的赔款分配比例由52％减少为42％。英国的方案遭到法、比、意的强烈反对。1923年1月11日，法国不顾英、美抗议，以德国拖延交付木材和煤炭为借口，纠集比利时军队出兵进驻鲁尔。
鲁尔的被占领意味着德国损失了80％以上的煤、生铁和钢的生产，德国企业纷纷停工、倒闭，生产急剧下降，大批工人失业，政府财政状况急剧恶化，通货膨胀如断线风筝。鲁尔危机引发了德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危机。1923年1月，1美元兑换1万马克，到11月1美元兑换42亿马克。
1923年11月30日，赔款委员会决定设立由美、英、法、意、比5国代表参加的两个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由美国银行家道威斯主持，负责研究稳定德国金融和平衡德国预算问题，第二委员会由英国财政专家麦克纳任主席，负责确定德国外流资金的数目和追回途径。赔款问题的领导权落到了英、美两国尤其是美国手中，法国没能占到便宜。
1924年4月9日，道威斯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报告，即“道威斯计划”，8月协约国批准了该计划，其主要内容为：
（1）为稳定通货和平衡预算，德国需要开办新银行或改组帝国银行，使之既负起政府银行的职能，又不受政府监督；
（2）规定了賠款来源：50％为政府预算收入中的关税和砂糖、烟草、啤酒、纺织品、鞋类等消费品的间接税收入：11．6％为运输税收入；26．4％为铁路公司的国有红利收入；12％为工业企业的国有红利收入。为此，徳國铁路由政府移交给赔款委员会，改为股份公司，由协约国派人主持。
（3）暂不规定赔款总额和支付年限，只规定德国在计划生效的第一年（1924－1925年度）赔偿10亿金马克，以后逐年增加，从第5年起每年支付25亿金马克。
（4）为稳定货币和支付赔款，德国可从美、英等国获得贷款。
（5）为监督德国对赔款计划的执行情况，设置“赔偿事物总管”。
（6）法、比两国撤出鲁尔，法国以后不得单独对德国实行制裁。
德国接受了“道威斯计划”。
“道威斯计划”实施后，德国大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在全国广泛开展了“产业合理化”运动。德国工业固定设备普遍更新，落后企业逐渐被淘汰，“福特制化”、“标准化”盛极一时。
在各种因素的大力推动下，德国经济自1924年起开始进人“黄金时代”。工业指数（以1913年为100计），1927年为109，1928与1929年均为115。到1929年，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重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尤为迅速，1923－1929年德国硬煤和钢产量都分别增加了1．6倍，生铁产量增加了1．7倍，发电量增加了6倍，汽车产量增加6倍。在化学、电子技术、精密机械和光学工业方面，德国再度居于世界前列。1929年在世界进出口贸易中，德国比重分别达到％与9．7％，居世界第三位。1929年国民收入达759亿马克，比1925年增加24％，工资和薪金增加29％。黄金储备达到22．58亿马克，超过战前一倍多。徳国出现了世界经济史中最壮观的一次“经济复兴”。
在战后经济危机中，企业家们不仅反对工资的提高，而且也反对劳动保险制度的扩展，因为工人保险入会费的一半要由老板来支付。当用通货膨胀来转移生产成本负担的方式成为问题时，他们便＂寄望于生产合理化运动，来达到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减少劳动力需求，减少为工人和职员所支付的保险入会费，进而达到重新夺回由于战败和革命而失去的地位，并再度成为世界市场和国内经济生活中主人的目的。＂与之相反，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人却希望通过合理化运动获得一种改良社会的推动力，因为生产率的提高本身是可能为工资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缩短创造更好条件的。由于企业主与工会都拥护合理化运动，为了应付合理化运动必然造成的失业，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提案＂在1927年7月16日被国会以几乎闻所未闻的多数票通过，就仿佛社会合作伙伴的精神终于得到了贯彻并能变成对这个民主共和国的负载力量一样。＂
然而，这场合理化运动并没有打开通过社会管理技术上的领导使经济生活井井有条的理智王国的大门，而是在企业主对更高利润的追求中造成了对工人一种日益加速的＂磨损＂。
岸信介的考察报告
1926年，美国举办第二次费城世博会，以纪念建国150周年，岸信介被商工省派到世博会去工作。世博会结束之后，岸信介绕道欧洲，在德国、英国进行了考察。
在《官场政界六十年》里，岸信介回忆说：“1926年，我作为纪念美国独立一百五十周年世界博览会的事务官员，首次访美，途经英、德，历时半年。那时，德国大力推行的国家统制化运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兴致勃勃地进行了研究，并把结果和有关资料向商工大臣作了详细报告，但没有引起重视。尔后，浜口内阁成立，1930年开始实施黄金解禁，要重建日本的国民经济，我的报告才受到注意，并命令我再次赴德国考察。这年我再访欧洲。”
“徳国产业合理化运动包括许多项目。从技术上讲，特别强调统一规格。同时，还有对过度竟争的卡特尔限制的问题，以及政府对克虏伯钢铁厂、奔驰汽车厂等重要产业的保护和干预的问题，当我把调査情况带回日本时，军部就缠住不放了。”
岸信介1930年再度考察美国和德国，回国后发表了数次演讲。这些演讲的重要性在于：给日本高层灌输了“产业合理化”的观念，吸引了军队中极端民族主义的高官，军方开始重视岸信介。因为军方一直谋划总体战，总体战实际上就是经济战。
岸信介敦促日本高层借鉴德国模式：“虽然日本和德国的自然资源相等，德国人却通过结合技术工程师与商业管理和计划的智慧，发明了经济发展的理性计划。”
岸信介的“产业合理化”理论成为日本高层经济规划的代名词，并且，“产业合理化”理论开始用来筹划大规模战争。战争是商业的延续，而经济计划显然是一场战争。岸信介认为，以作为资本主义商业延续的战争形式，经济计划中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观念必须让位给产业合并，最好能创造出一两家垄断集团，公司合并比追逐利润更加重要。
“一战”后日本军事预算缩减，但是，大正时期（1912—1926）进行军队精简之前，军队于1918年推动通过了《军需工业动员法》，允许“战争时期立即采取经济管制”。另一位殖民地官僚宫崎正义在大连与满铁合作了10年时间，1932年年中回到东京，与石原莞尔一起建立委员会，规划第一个“五年计划”。
总的来说，重要产业统制法是针对大企业的。对中小企业，则修订了工业组合法和商业组合法，并使这两项法案同重要产业统制法互相补充，相辅相成。
在重要产业中，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制造汽车。当时汽车几乎都从美国进口，因此必须设法在国内生产。
《岸信介回忆录》：
伊藤：在国内生产汽车同军部有关吗？
岸：基本上有关。当时日本进口的汽车大都是福特和大众两种牌子的汽车，问題在于如何才能生产出同这两种汽车竞争的国产汽车来。后来，我曾坐过第一辆丰田生产的汽车，经常出毛病。
和现在不同，车体不是靠锻压制造，而是用手工敲打出来的。所以，鲇川义介说，这不是办法，得想法从福特或其他外国公司引进资金和技术，但是军部不同意。理由是，将来出现紧急情况时，合资企业不可靠。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从外国进口机械、设备，批准生产汽车，从而保护了丰田和日产两家汽车公司。同时，还制定了保护军用汽车一一卡车一一的特别法。
欧洲德国之行使得岸信介得到了如何把纯粹哲学信仰转变为客观实际的方法。1980年，岸信介在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说：“德国和日本一样也是没有资源的国家，他们在试图利用科学管理和产业技术来重建经济，我确信日本也只有走这条道路才是唯一的选择。日本学不了美国，但是学习德国是可行的。”
当时关注德国的并不只有日本，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德国的产业振兴政策。德国人把美国人的泰勒制和福特式生产法推广到了整个社会的范畴。1927年，在日内瓦召开过一次世界经济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德国式的生产方式受到极大推崇，有人甚至号召要在“生产、消费和分配的所有领域实现科学化管理”。
岸信介进人农商务省的1920年，正是日本开始所谓“战后不况”的时候，1923年的关东大震灾，带来的人员财产损失和救灾开支对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当时的商工省认为：“摆脱恐慌的唯一道路就是像德国人那样实现产业合理化，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来强化国际竞争能力，以企业集团和卡特尔来消除无秩序的竞争——也就是强化垄断，强化劳动。”换言之，国家必须统制经济，这个经济统制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岸信介和他的顶头上司——商工省工务局长吉野信次。
就在这个时候，苏联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比德国人走得更远。日本人，不管是少壮派军人，还是精英官僚，都深受苏联五年计划的影响。岸信介在日后的回忆中说：“那是一种震惊，和我们所知道的，所习惯了的自由主义经济完全不同。一直到现在都无法忘记那种恐怖感，他们居然预先设定经济目标然后去达成：苏联不存在私有财产，可是日本是一个承认私有财产的国家，这就使得日本人无法照搬苏联人的经验。”但是岸信介有一种很独特的体制观，使得他可以找出一条别的路径。岸信介认为天皇制是一回事，私有财产又是另外一回事，维护天皇制并不意味着要维护私有财产，岸信介一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他的思想：“我连天皇制都从不认为是绝对的，更不会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时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军部和官僚中很多，因为他们都是经过公正的考试选拔出来的精英，并不是因为自身或者家族的财产而爬上来的，所以不但对私有财产没有什么感情，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去损害私有财卢，本来他们就不喜欢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
1930年，岸信介考察德国统制经济之后，商工省成立了下属的“临时产业合理局”，由两个部组成，局长由商工大臣俵孙一兼任，第一部部长由文书课长——后来的甲级战犯木户幸一担任，负责统一产品规格、企业财务制度等管理工作，第二部部长由吉野信次兼任，负责研究企业的统制问题，在第二部里面实际负责的是岸信介。
1931年，日本出台了《重要产业统制法》，这部法律对国家统制经济起到巨大的作用，这部法律连行文都是由岸信介完成的。在实施这部法律的时候，岸信介更是冲在第一线。水泥行业就是在岸信介的亲自推动下缔结了行业卡特尔。1936年5月，岸信介又主持制定了《自动车制造事业法》来促进汽车的国产化，这个法律指定：只有日产、丰田和五十铃才能制造汽车。在《丰田王国》一书中，记载了关于当时汽车行业的后起之秀丰田，为了挤进这个“法律指定”而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活动。
1936年5月，修订了《重要产业统制法》，根据这个法律制定了生铁生产等19个重要产业（后来又增加了7个）的统制规则，由国家出面培养大企业托拉斯。
岸信介“二战”后接受采访时讲得很坦白，只要长期目标是把经济导向总体战，那么“计划和管理的最终权力就掌握在我手中”。他回忆自己曾屡次与军队发生冲突；他告诉军队“隔行如隔山”，应该把经济计划交给像他这样的专家来做。他坚称自己赴伪满洲国为总体战建立基础设施的条件是，军队必须授予他绝对的控制权。所以，关东军很器重他，让他来经营伪满洲国的经济事务。
德国合理化运动的核心机密是卡特尔
科佩尔・S．平森在《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里说：
德国近现代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整个近现代史中最令人惊异的篇章之一、就是十九世纪后半期发生在德国的经济转变。在大约三十年的时间内，德国经厉了英国用一百多年才完成的事情，将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高效率的工业技术国家。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里指出：“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在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时候，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竞争是一种‘自然规律’。官方学者曾经力图用缄默这种阴谋手段来扼杀马克思的著作，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事实证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实行保护主义还是实行自由贸易，只能在垄断组织的形式上或产生的时间上引起一些非本质的差别，而生产集中产生垄断，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
什么是卡特尔？没有一个方便的、普遍接受的定义。卡特尔的定义本身通常牵涉到对动机和经济效用的价值判断，在这方面存在着争论。徳国研究卡特尔的杰出权威罗伯特・利夫曼给卡特尔下的定义是：“以同行企业之间的契约协定为基础的联合体，这些企业在法律上各自独立，联合的目的是在市场上发挥独占影响。”他强调指出一个重要之点卡特尔只是卖主身份的“企业家的集体垄断企业”。赫伯特・冯・贝克拉特称卡特尔是“某一特定工业部门的工商企业联合体，各企业独立存在，联合的目的在于调节生产和市场，以提高各成员公司的赢利能力。”
卡特尔的“官方”辩护人埃米尔・基尔多夫曾说，卡特尔的建立是“出于迫切的需要”、而发展卡特尔，只是为了克服工商业不景气状况的影响。
列宁指出：“德国经济学家克斯特纳写了一本专论‘卡特尔与局外人斗争情况’的著作，所谓‘局外人’就是未加入卡特尔的企业家。他给这本著作取名为《强迫加入组织》，其实，如果不粉饰资本主义，就应该说是强迫服从垄断者同盟。单是看看垄断者同盟为了这种组织而采取的种种现代的、最新的、文明的斗争手段，也是大有教益的。这些手段有：（1）剥夺原料（强迫加入卡特尔的主要手段之一）；（2）用同盟方法剥夺劳动力（即资本家和工会订立合同，使工会只接受卡特尔化企业的工作）；（3）剥夺运输；（4）剥夺销路；（5）同买主订立合同，使他们只同卡特尔发生买卖关系；（6）有计划地压低价格（为了使‘局外人’即不服从垄断者的企业破产，不惜耗费巨资，在一段时间内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7）剥夺信贷；（8）宣布抵制。”
卡特尔有各种不同的类型，视其主要目的而定。有调节销售条件的卡特尔，有调节价格的卡特尔，有限制生产或供应的卡特尔，有其成员可垄断某一地区的地区卡特尔，有集中管理某一工业部门的整个国内市场的卡特尔，还有对外贸易卡特尔。这些类型的卡特尔并不互相排斥。卡特尔经常执行上述职能中的数种或全部。在这些卡特尔之上，德国卡特尔后来还带头建立了国际卡特尔。卡特卡是根据协议成立的，这种协议有一定的生效期。
经济史学家指出，早在十七、十八世纪就已有卡特尔存在；现代卡特尔的经济活动在几个重要方面与中世纪的行会活动相同。然面，这并不能政变下述事实：卡特尔基本上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德国是正统的卡特尔组织的国家。在这里，卡特尔几乎在一切工业部门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发展。
列宁指出：“对垄断组织的历史可以作如下的概括：（1）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即最高阶段。这时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种不明显的萌芽。（2）1873年危机之后，卡特尔有一段很长的发展时期，但卡特尔在当时还是一种例外，还不稳固，还是一种暂时现象。（3）19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这时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正如桑巴特曾指出的、成立卡特尔的极盛时期、正是高度繁荣的时期。1865年约有四个卡尔，1875年约有八个，1885年约有九十个，1890年约有二百一十个，而在1905年政府对卡特尔进行调查时，已有三百六十六个。
大多数经济学家，特别是德国的卡特尔辩护者，对卡特尔和托拉斯作了严格的区别。从死的定义看，它们的确也有所不同。受到法律保护的德国卡特尔的秘密状态，也有助于给它们增添一种高尚可敬的光彩，而美国托拉斯在那美国历史上乱糟糟的反托拉斯时代决不可能享有这种光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真相显露为止，德国企业始终保持着这种小心慎重的姿态。”
古斯塔夫・施莫勒1905年在社会政策协会发表的演说，把美国托拉斯与德国卡特尔作了以下比校：
托拉斯化很容易建立起一种劫夺和欺诈的体制，而正当的卡特尔化则可建立起一种多少公正和公平的体制。托拉斯的建立者主要是一些营利之徒，他们是利己主义者，只想装满钱包。卡特尔的指导者则是些教育家，他们想用一个工业部门的普遍利来战胜个人的自私利益，托拉斯体制使用的是残无情的暴徒，他们大多数没有养成高尚的情操，缺乏同情心和社会感，只是以做生意赚钱为乐……卡特尔体刷则同合作社和商会一样，是教育商务和技术人员的重要场所，这些人固然想钱，但也学会为全体的利益服务，用忠实正直的态度来管理别人的财产。
弗里德里希·诺曼把卡特尔比作邦联，把托拉斯比作联邦。他说，政治学家总是到很难区分邦联和联邦，因为，如果对邦联进行强有力的管理，它就很容易变得与联邦没有区别。同样，卡特尔虽然切实允许各成员企业保有独立性和自治权，但如对它进行强有力的管理，这种独立性就会减弱到只剩下一个名义，从而使卡特尔变得与托拉斯毫无区别。
在经济学看来，卡特尔是一种“正式的串谋行为”，它能使一个竞争性市场变成一个垄断市场（寡头市场）。卡特尔以扩大整体利益作为它的主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卡特尔内部将订立一系列的协议，来确定整个卡特尔的产量、产品价格，指定各企业的销售额及销售区域等。
卡特尔有多种类型：
1、价格卡特尔。最常见和最基本的卡特尔形式。维持某一特定价格：垄断高价、在不景气时的稳定价格或者降价以排挤非卡特尔企业。
2、数量卡特尔。对生产量和销售量进行控制，以降低市场供给，最终使价格上升。
3、销售条件卡特尔。对销售条件如回扣、支付条件、售后服务等在协定中进行规定的卡特尔。
4、技术卡特尔。典型形式是专利联营，即成员企业相互提供专利、相互自由使用专利，但不允许非成员企业使用这些专利。
5、迪加。一种特殊的统一销售卡特尔，指成员企业共同出资设立销售公司，实行统一销售，或者卡特尔将所有成员企业的产品都买下，然后统一销售。比如德贝尔钻石卡特尔。
卡特尔在决策时就象一个垄断企业一样，根据整个卡特尔所面临的需求曲线和总成本曲线，使得MR＝MC，确定出最优的总产量和相应的价格，然后在成员企业之间分配这个总产量，同时指令成员企业执行卡特尔制定的价格。而分配产量的原则与多工厂生产时企业分配产量的原则一样：使得每个成员企业的边际成本相等。
同一行业内的企业由相互竞争转而联合成卡特尔，能提高各企业的利润，但是卡特尔往往是不稳定的。
一方面，各成员在如何分配产量、利润方面总是矛盾重重，即使达成了协议，违背协议、单方面扩大产量对每个组成卡特尔的企业都有极大的诱惑。卡特尔通过限制产量来提高价格，每个成员都希望能享受高价格，同时能扩大产量。如果只有一个企业偷偷扩大了产量，对价格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它就能使利润大幅增长。每个成员企业都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市场供给量激增，价格大幅下降，造成卡特尔的解体，回到了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竞争状态。由于不能依靠法律和契约对违反卡特尔协议的成员实施有效的惩罚，成员的欺骗行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卡特尔的高利润也会吸引新的企业进入市场。如果卡特尔无法阻止新企业进入，卡特尔限制产量的结果是使新企业占据了其余的市场份额，最后卡特尔也会失去其垄断利润。另外从长期来看，新的替代产品的出现也会降低卡特尔的垄断利润。
经济学里还有两个垄断：一个是“政府垄断”，一个是“政府授予垄断”。前者是政府直接行使垄断权力（比如酒类专卖、烟草专卖），后者是政府将垄断经营权授予某一个企业。
政府授予垄断实际上相当于强迫性垄断，造成的结果是市场上没有任何竞争的机会—例如透过价格、技术、产品创新、或行销技术的竞争全都被禁止时，这个市场便不会出现任何竞争者，强迫性垄断于是产生。强迫性垄断是保障垄断者免于竞争的工具。
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是政府“制造”了强迫性的垄断。格林斯潘认为强迫性垄断“只有可能是由政府干预所造成的—借由社会管制、补贴、或特权等手段”。
在政府进行的垄断里，由政府直接指挥的代理机构便成为了垄断者，而强迫性的垄断地位则可以透过那些禁止竞争的法律或管制加以维持，或者由政府全盘控制生产的要素。在开发中的产油国家相当常见的国有石油公司（如沙特阿拉伯的Aramco、委内瑞拉的PDVSA）都是国家实行国有化垄断自然资源的例子；而美国邮政管理局（USPS）也是国家透过法律设立垄断的例子之一，在法律规定下邮政管理局得以排除联合包裹服务公司和联邦快递等商业公司的竞争，垄断某些信件包裹的投递服务。
由政府间接授权的垄断也与政府直接的垄断类似，但两者在垄断者的决策过程上有所差异。在政府直接的垄断中，垄断的所有权属于政府自身、以及那些在政府指挥下管理垄断的政府部门人员。而在政府授权的垄断中，垄断的强迫性是透过法律授与的，但垄断的所有权是属于由政府授权的私人公司的，决策的过程是由这些私人公司进行。
经济学家Lawrence Reed宣称政府在没有明确禁止竞争的情况下也有能力制造强迫性的垄断，政府只需授与一间公司“特权、豁免权、或是补贴”便能大为增加其他竞争者的负担。举例而言，阿伦·格林斯潘主张美国在19世纪对于西部的铁路公司的土地补贴造成了强迫性的垄断，他宣称：“在联邦政府的协助下，铁路产业界的其中一部分公司得以‘挣脱’其他公司的竞争”。除此之外，他主张当时政府施加的管制使得规模较小的公司无法与产业界的大公司竞争。
政府管制的情况，比市场垄断复杂得多。
政府管制一般通过几个方面的限制来起作用：对行业的投资，行业准入资格，专卖制，采购权控制，定价权控制，地区销售控制等等。
根据《德国通史》记载，德国卡特尔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70年代初到1893年建立莱茵威斯特法仑煤业辛迪加为止，是卡特尔化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卡特尔的主要形式是价格和份额卡特尔，它主要流行于诸如煤炭、钢铁、钾盐等单一产品占主导地位的生产部门。1893／94年到1914年是卡特尔化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卡特尔发展的特征是急剧扩张。特别是帝国法院于1890年和1897年判定卡特尔为符合营业自由原则的联合和卡特尔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以后，卡特尔的发展呈现加速趋势，不仅出现了许多跨地区性的企业联合，卡特尔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卡特尔化的这两个发展阶段可以从其数量变化中看得一清二楚。1866年普奥战争前德国有4个卡特尔，1875年有8个卡特尔，1887年有70个，1890年有117个，直到1895年，卡特尔数量也才增加到143个。此后卡特尔数量出现爆炸性增长，1910年达到673个，1914年时则已增至700个左右。
卡特尔化对德国经济的影响相当大。1905年德国共有366个工业卡特尔，最重要的卡特尔分布状况为：采煤业9个，冶铁业20个，五金工业7个，化学工业17个，水泥工业5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煤炭、钢铁、五金、化工、纺织、建筑、印刷等各个行业中都已经或多或少地卡特尔化了。从卡特尔在各工业领域所占的生产份额也可以看出卡特尔在德国国民经济中的巨大影响力。以1907年为例，这一年各工业部门卡特尔的生产份额分别为：采矿业：7．4％（其中石煤生产82％，铁矿石38％，钾盐100％）；制铁工业：49％（其中生铁26％，粗钢50％，轧钢生产59％）；钢铁制品：20％；机器制造：2％；电气工业：9％；玻璃工业：36％；光学工业：5％。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工业部门生产的产品越单一，卡特尔化程度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前者以煤炭和钢铁工业最明显，后者以机器制造业最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