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 密涅瓦的鸱鸺在薄暮中起飞
第三章 日本产业政策是经济军国主义
想起了731部队
1981年秋，美国记者约翰·W·鲍威尔发表了《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一文。鲍威尔于1919年生于中国，父母都是美国人。在中国，鲍威尔曾亲历“细菌战”。1940年5月、6月间，731部队出动飞机，在中国浙江撒下了大量的鼠疫跳蚤。鼠疫很快在中国的城市、农村传播蔓延。
鲍威尔后来回忆说：“凑巧那时我在宁波……日军在当地进行细菌战的结果，使许多中国农民像虫蚁一样被杀死了……我无比愤怒。”
1953年，鲍威尔回到了美国，他一直在搜集着日本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相关证据，并写过数篇揭露文章，却所获甚微。1981年，鲍威尔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堆积如山的文件里，发现了有关731部队的档案资料，找到了侵华日军研究和实施细菌战的直接证据。这些档案，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盟军总司令部麦克阿瑟之间往来的机密文件，其中具体记录了对731部队石井四郎等首要分子的审讯及有关人员的移交问题。
鲍威尔后来回忆说：“长期以来，这些文件一直列为机密。由于实施‘情报公开法’我才搞到了手。”
731部队在1936年建立，是日本在领土以外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号，由石井四郎担任部队长。为掩人耳目，731部队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先后叫过“加茂部队”、“东乡部队”（秘密番号为“满洲第六五九部队”，取名东乡部队是为了纪念石井四郎心中的偶像东乡平八郎）、“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满洲二五二零二部队”等等。
一些研究者认为至少10000名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和同盟国战俘在731部队的试验中被害。1939年，七三一部队首次在中蒙边界之诺门罕战斗中使用细菌武器；随着侵略战争之扩大，日本关东军和华北、华中、华南之派遣军以及南方军中，都建立起名为“防疫给水部队”之细菌部队，先后对中国之浙江、湖南以及山东、广东等地实施大规模细菌战，造成大批平民死伤。
詹鶽《推动日本奇迹的手》“产业政策是日本独创的用词，在西方经济术语中是找不到的。它的定义可说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其中包括了本国工业的保护，策略工业的发展，因应国内外情变化而做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政策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反映，这种主义一切以本国利益为优先。”
野口悠纪雄一直强调“1940年体制”，这个词令日本人很不爽。
什么是1940年体制呢？“1940年体制在战争时期确立，是旨在全面支援侵略战争的经济体制。战争结束以后，其目的被变更为增强经济实力，特别是生产能力。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以官僚为核心的战时体制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体制就是一种战时经济体制，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指向，那就是为了总体战，战时经济体制的核心就是要形成有效的“国家动员体制”。
很多人认为，日本战后经济体制经历了美国占领军的改造，包括拆散财阀，已经实现“民主化”了。但是，野口悠纪雄认为，美国占领当局并不了解日本经济体制，而执行所谓改造计划的人基本还是原先的经济官僚。1940年体制的核心要素，包括以银行为中心的融资体系、大企业的垄断地位、比较平均的农地体制等。这些制度在战后日本基本保留下来，并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
臭名昭著的731部队
在野口悠纪雄看来，战后日本经济的起落其实就是1940年体制的罪与罚，为什么在50至70年代日本经济可以高歌猛进呢？日本的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当时主要的产业是钢铁、造船、化工、机电、造船等重化工业，“这些领域都有利于大型企业利用垂直一体化管理方法提高生产效率。因此，经济活动不以通过市场的合作为主，而是主要以大企业内部的职能分担和合作为核心。”
日本产业政策就是一个世纪骗局，如同给细菌战部队起一个“给水防疫部队”的名字作为装，这使得研究产业政策成为一个可笑的行为——研究的不过是皇帝的新衣。
战后的日本其实没有改变。天皇还在皇宫里传宗接代，战犯的阴魂还在靖国神社里供奉，大部分甲级战犯逃过了审判，1940年的官僚们还在，东条英机内阁的国务大臣岸信介不但当了首相，连他的弟弟、孙子也过了一把首相瘾，日本战后70多年，最忙的事就是修改宪法第九条，最盼事就是周边有事，自卫队换面旗子就是大日本皇军，合适的时候，也免不了会再次袭击关岛……
所谓产业政策，就如同丰田汽车公司的传票卡，不过是战略欺骗的烟雾弹。它的理论依据根本不是市场失灵或者政府干预，也不是凯恩斯，而是北一辉的理论。具体措施是学德国的招数，战略目的就是赢得最终决战，实现八纮一宇。
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1867年6月9日，坂本龙马与后藤象二郎（土佐藩参政）一同乘坐藩船夕颜号从长崎出发前往兵库。此时，幕府将军正在京都召开大名会议，商讨如何应对“萨长同盟”。
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幕府下共有四大藩属：会津藩、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其中会津藩属于佐幕派，萨摩藩与长州藩属于倒幕势力中的“武力倒幕”派，坂本龙马出身的土佐藩则是倒幕势力中的“无血倒幕”派，相争的焦点是权力，没有谁对日本未来提出完整的设想。
德川庆喜极力避免战争，但希望能继续保有权力。坂本龙马认为，只要内战爆发，就是日本的失败，于是他促成了倒幕联盟。
在船上坂本龙马向后藤象二郎提出“船中八策”，后藤象二郎将“船中八策”作为白皮书交给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船中八策”的主旨是“大政奉还”，即超越权力之争，止息干戈。
“萨长联盟”接天皇密诏，计划于1867年10月24日起兵，武力讨伐幕府，但10月24日德川庆喜宣布“大政奉还”，即将天下大政奉还朝廷，政令由朝廷发布，顿时令武力讨伐失去借口。
天皇颁布《王政复古令》，废除幕府，标志着日本进入明治新政府时代。持续260多年的德川幕府统治自此结束，也标志着日本近代史的开始。
1867年11月15日，坂本龙马在京都被一群愤怒的武士暗杀。萨长的倒幕激进派再次以武力进逼，德川庆喜败退江户，幕府被推翻，开启了萨长两州的武士控制政府的局面。
“船中八策”是：
一、天下政权还于朝廷，政令应当出于朝廷。去除藩镇的权力。
二、设上下议政局，置议员以参万机，展公议以决万机。建立议会制度。
三、公卿诸侯，以致天下人才，举其有能，并且赐官晋爵，以为顾问，另削有名无实之官，应广招有志之士。
四、广采公议以交外国，检讨规约以定其当。实现主权平等。
五、复核古有之律令，撰定完善之法典。制定宪法。
六、扩张海军。控制海权。
七、置亲兵以卫帝都。
八、金银货物等市易之事，应参照外国，定其宜当之法。实行一种物价体制。
坂本龙马并不想建立一个由天皇独裁统治的政权，而是要求仿效英国的议会制，建立一个包含各藩主及下级武士组成的共和政府。但是萨长两州的武士控制政府，后来仿效的是普鲁士君主立宪制。
1869年5月9日，天皇进驻东京。
明治政府派出岩仓使团以将近两年的时间考察世界，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式的共和政治、英国式的君主立宪都不适合日本的国情，不足以仿效。
由“小国”走向“大国”的普鲁士道路，才是最适合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日本应该在政治、军事方面以普鲁士为范例，就完全可能像普鲁士一样崛起于东方。大久保利通认为，“民主政治实合天理之本然”，但“不适用于习惯旧习、固守宿弊之国民”。他认为以君主立宪之名、行专制集权主义统治之实的德国政治体制更适合日本，“重新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木户孝允也说，“现在罕有与普国新政比邻者”，“尤当取者，应以普国为第一”。日本的国家制度就是德意志帝国在东方的翻版。
德川幕府末期，许多日本学者提出了日本向外侵略扩张的理论，认为日本应跳出岛国的局限，“雄飞海外”。本多利明在1798年出版的《经世秘策》和《西域物语》等著作中认为，日本应以征服世界为终极目标，为此他提出向勘察加半岛、满洲、库页岛等地扩张，并实行欧洲的“开拓制度”（即殖民制度）。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极其细致地阐述了征服中国的具体方案，他的先侵略满洲再征服中国、西侵东亚大陆与南侵东南亚并进的扩张路线，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日本陆军和日本海军。佐藤的理论比较成系统且具体，他提出的以朝鲜和中国为主要侵略目标甚至侵占印度的主张，在当时虽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明治时期，佐藤的思想受到日本政府的实际主持者大久保利通等人的看重，他的扩张主义思想随其著作的出版在日本广为传播，奠定了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基础。
福泽渝吉写道：“日本是医生，肩负文明教师的责任。朝鲜犹如四肢瘫痪的病人。日本对朝鲜进行干预，不应谦让畏缩，而应迅猛直前，把朝鲜带进文明世界。”
明治政府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
大野健一《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为了实现日本的近代化，明治政府制定了以下三个目标：
（1）经济近代化（产业振兴）；
（2）政治近代化（制定宪法和设置议会）；
（3）军事近代化（对外扩张）。
殖产兴业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富国的目的强兵，强兵的目的是为了侵略。
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7个方面：
（1）建设铁路，发展航运、邮政、电报和电话等近代交通、通讯事业。
（2）接管幕府和各藩的工矿企业，加以改造和扩充，以形成国有的企业体系；大力创办各种称为“模范工厂”的新式近代企业。
（3）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造原有技术和工具。
（4）采用奖励、保护等多种方式，鼓励优质新产品和发明创新；举办交流会、博览会以推广先进技术。
（5）推行“劝农”政策，引进西方农业技术、农牧业品种和经营管理制度；结合“士族授产”的“劝业”，使大批原封建武士从事农垦。
（6）扶植与保护私人资本，促进私人企业发展。为加速工业化进程，政府在1880年发布“官业下放令”，从1880年11月起，决定将军工、铸币、通讯、铁道、印刷等特殊部门以外的官营企业廉价出售给三井、三菱、川崎、古河等特权大资本家。这标志着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它放弃了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方针，转而实行大力扶持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促成了财阀的兴起。
（7）奖励国产，鼓励国货出口。
维新政府掌握政权之后的第三年，就成立了工部省，目的是“劝奖百工”，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发展日本经济。下设工学、劝工、矿山、铁路、土木建筑、灯塔、造船、电讯、制铁和制造等工商业部门，作为全面负责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领导机关。工部省首先接管了幕府和各藩经营的矿山和工场，创办了官营企业（即国有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并且兴建铁路。
作为岩仓使节团的副使，大久保利通参观了英国的纺织厂和造船厂后写道，“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在他看来，只有兴办制造业，才能物产丰富，而制造业发展“仰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功”。1873年，岩仓使节团归国后，设立了统筹官营事业的内务省，纠正了过去工部省偏重发展重工业的状况，以发展农业、产品加工、海运业等为主。与工部省配合，共同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大久保利通领导的内务省同大隈重信的大藏省、伊藤博文的工部省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领导体制，从紧张的财政收入中挤出一大笔钱，在各地建立官营棉纺厂、水泥厂、玻璃厂等“模范工厂”。内务省利用国家资金，创办了千住呢绒厂、新町纺纱厂和爱知纺纱厂等近代化的“模范工厂”，以此起示范作用进而推动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除工部、内务两省外，1869年在北海道设置“开拓使”。它作为开发北海道的机构，积极推动北海道开发事业，如测量地形、调查矿产、开采煤矿、发展交通运输等。直到1882年2月，开拓使才被撤消，其间经营了39个工厂，如札幌炼铁厂、机械厂、啤酒厂、函馆煤气厂、厚岸罐头厂、制糖厂等。这些工厂对北海道近代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产倒置发展的日本工业
西方的工业革命都是以轻工业开始，向其他部门发展。比如英国最先发展起来的是纺织工业，纺织工业的机械化带动了机器制造、蒸汽机、煤炭、运河运输、铁路运输等等等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电力的大规模应用，首先是电灯的发明。
日本的殖产兴业，一开始就是军事工业。
诺曼《日本维新史》：明治政府承继了徳川政权的各种问题，所以必须首先完成它的军备部署，因此日本的机器生产乃是在军事紧急期间在战略性工业的摇篮里培育出来的。技术依然是在前资本主义的阶段上，资本家阶级的企业心还依然很薄弱，资本积累则停滞在极低的水上。为了这些縁故以及战略上的理由，国家不得不负起工业集中和进一步发展的责任。明治政府没收了幕府的军事设施，而自己成为矿业和重工业生产方面的主要经营者。例如，幕府创办的东京兵工厂，在1870年为新政府所接收，政府招聘外国技师来尽速提高兵工厂工人的技术水年，并设立铳工教育场以训练枪炮制造。大阪兵工厂是在1870年以幕府旧有的长崎铁工厂的机器开办的。横须贺造船厂的外籍教师则是早在幕府时代就已聘用，但在明治政府没收这些著名的造船厂时，人数大为扩充，1881年政府在当时的一所最大工厂里雇用着1861名工人（日本人）。其它大船厂也都为政府所接收．长崎造船厂在1871年为政府接管，后来卖给三菱；1854年由水户潘创办、后为慕府取得、继而又为明治政府没收的石川岛造船厂，后来也像长崎造船厂一样地被政府卖出。
政府聘用了外籍教师来创办工程、技术及海军学校，并将最优秀的学生派往海外留学以期精通这些重要工业部门所必需的技术。
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正常顺序，因战略性工业的关系而在日本出现的先后倒置的情形。依照古典形式，资本主义发展是以消费品的生产，主要是以轻工业为起点的，一如十八世纪前二十五年间兰开夏大纺织工厂开始见重于世的情形那样。只有在轻工业接近成熟阶段的时候，生产工具的生产方见重要。直至十八世纪末叶车床发明时止，英国重工业的重要性始终不能和轻工业部门相比拟。从轻工业过渡到重工业的这种正常顺序在日本是前后倒置的。在1866年棉纺机辙入日本以前，甚至在外国纺织品输入以前，机器厂和兵工厂就已经设立了。水户蕃早在1844年就铸造大炮，日本南部，早在1856年就创设了陆海军用的机器厂。在五十年代前后，反射炉兵エ厂、铁工厂和造船厂已经分别建立于萨摩、佐贺、长州和幕府的直辖领地。直到1870年建立的意大利式前桥缲丝工厂和1872年建立的配有意大利和法国技术监督的法国式富冈牒丝工厂时止，日本始终没有兴建具有现代机器设备的丝工厂。
工业发展顺序的前后倒置造成了日本技术发展上的一定缺陷。战略性工业自始就受到政府的照顾，所以在技术上不久就达到西方最先进国家的水平。因此，一方面是军事基干工业在技术上非常进步，而另一方面，那些没有战略价値的工业以及无须在国际或图内市场上同外国商品竞争的工业则仍停滞在原始手工业的发展阶段上。
日本初期工业化的特点一即国家管制在工业企业中所占的优势地位一一从政府一面保留幷加强其对关键性工业的管制，一面将外围的或战略性较逊的工业出让给私人的作法之中反映出来。政府的工业政策从直接管理改为间接保护的转变是以1880年11月5日工厂转让概则的公布为象征的。政府为政策转变所举的理由可见诸上法令的弁言中。“为奖励工业而创办的各厂，规模现已具备，业务已臻发达，是以政府拟将所管各厂，渐次改归民营。”虽然这项弁言中表示其深信政府所创办和扶植的各项企业在这时移交民办可以経营获利，然而松方正义在其它场合却承认政府直接管辖下的许多事业完全无利可图，不但不能成为国库的财源。而且大有成为库款的漏巵之势。官营工厂的逐渐处理，主要是，如下文所述，以非严格的军用企业为限，俾政府得以财政上的和行政上的全副精力贯注在军事或战略性的工业方面。一位美国作家未能加以辨别，而把这种政策的变更叙述如下：“今天日本的现代工业，很少不是由政府创办而奠定基础的。在大多数场合下，政府都是力求尽速从各该工业中撤出手来，而将它们移归民办，但在某些场合下却无法作到，因此政府继续作为制造业中的实际经营者。
工厂出售法的新政策将日本工业截然划分为两类：一为仍然维持政府管制的兵工业，一为自由放任、自生自灭的非战略性工业。新政策和旧政策的区别在于1880年以后政府所采取的保护政策的方式不同，在官营工厂出售之后，政府对于军事和非军事企业两者都还是像以前一样地采取保护政策，不过给这两类工业各以一适当方式的保护而已。
在工业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的时代里，财政、政治和技术上的各项细节均须由政府计划和管理，管理机关是工部省。工部省主管的业务包括：（一）设立技术教育机构；（ニ）以适当的奖酬培育工业技术和促进工业生产的繁荣；（二）监督和管理一切矿业；（四）建设和保养一切铁路、电报线、灯塔；（五）建造和修理海军舰艇及商船；（六）冶炼和铸造各项企业使用的铜、铁及铅，并从事于机器制造；（七）陆地及海面的测量。
工部省虽然存在不久（1870－1885年），在从上面强加下来的这个工业化过程中却扮演了一个不可少的配角。1881年新设的农商务省在逐渐地、稳妥地将各项工业让渡到私人手里的同时，依然在变更了的环境下维持必要的保护措施。
关于政府出售这些工业的其正动机，在日本学者之间是有争论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政策大大地加强了财阀的实力，尤其是政府出售这些工厂的价格低廉到荒谬程度。在这个过程中，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少数家族以及次一流的川崎、古河、田中和浅野等，都通过以低廉价格购买官营工业的方法来加强他们的优势。而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等四个财阀组成的金融寡头，一面控制银行，快速扩张，一面控制工商业，兼并较小的工业企业。
政府专心致力于严格置于政府管理下的纯军事工业。在萨摩叛乱平定之后，政府开始扩充军事工业，在这期间（1881－1887年），陆军支出增加了60％以上，海军预算（1881－1891年）则急剧地增加了200％。
中国赔款给日本输入了“强兵”血液
1894年7月23日凌晨，侵朝日军突袭汉城王宫，击溃朝鲜守军，挟持朝鲜国王李熙，解散朝鲜亲华政府，嗾使朝鲜政府断绝与清朝的关系。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增援朝鲜的清军运兵船“济远”、“广乙”，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威海卫失陷后，清廷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在春帆楼签字（1937年日本在春帆楼旅馆旁边建立了“日清讲和纪念馆”，明明是强迫清廷签署不平等条约，却以“讲和”来掩盖）。
根据《马关条约》，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库平银2亿两。割让台湾。此前，日本要求清朝割让辽东半岛，但在俄国、德国、法国的干涉下没有得逞。但清朝为此需要额外向日本支付3000万两白银，名曰“赎辽费”。因此，《马关条约》中清朝的赔偿总额达到了2．3亿两白银（当时的清朝，每年财政收入约8000万两白银）。
日军驻扎威海卫的费用，每年为50万两银子，全部由清朝承担。只要清朝一天没有交清赔款，日军就一天不会撤走。最终，清朝在3年内交清了所有赔款，支付了150万两白银的日军驻军费用。
在《马关条约》的履约过程中，日本还尽可能地对清朝进行敲诈，榨取更多银两。
1895年，日本新任驻清公使林董以“库平银成色不足”为由，要求清朝支付赔款时做到“库平实足”，成色达到988．89。清朝被迫同意，仅此一项多向日本支付1325万两白银。
日本在用英镑结算时，提出“先划定一公平之镑价”的办法，使得清朝再一次多向日本支付1494万两银子。
这样算下来的话，清朝总共向日本支付的赔款总额达到了2．6亿两白银。折合日元约为3．895亿元，是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的近5倍。
赔偿金总计约3．9亿日圆，用途分配如下：
海军扩张费：38．7％（约1亿3926万日元）
临时军事费：21．7％（约7，895万日元）
陆军扩张费：15．6％（约5，680万日元）
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8．3％（3，000万日元）
皇室财产：5．5％（2，000万日元）
台湾经费补充金：3．3％（1，200万日元）
教育基金：2．7％（1，000万日元）
灾害准备金：2．7％（1，000万日元）
八幡制铁所创设费：0．2％（58万日元）
其他：1．2％
这笔赔款的绝大部分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发展军事工业和其他相关工业。陆军和海军开始扩充兵力，自然的装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除了自己国内生产的话，大部分都是从欧洲进口的，性能优良。而海军从国外购置了大量的军舰，加上陆军购买武器装备和弹药花费的这笔钱是当时赔款中最大的开支。
1899年日本政府从甲午赔款中拿出1000万日元及其利息作为发展普通教育的基金。钱虽然不多，但已经是一笔巨款了，事实上也正是通过这笔投入，日本建立了一系列大学及高等学府，还有农村及一些偏远地区的教育经费。
但是日本人至今还在掩盖真相。日本学者金子道雄在《日本的战争赔偿责任》一文说：“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之后，作为胜利者的权利，日本除要求割让台湾、澎湖列岛之外，还要求中国赔款2亿多两白银。按当时日元计算，加上利息，共计3．6亿日元。日本教育制度之所以能在一个短时间内建立起来也是依靠了这笔资金。”似乎近3亿两白银都拿去办学了。日本将1000万日元拿出来发展教育事业，仅仅占据甲午战争赔款的约2．8％。与3．6亿日元赔款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
据我国学者的研究：“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甲午战前，日本的经济增长较慢，甚至在1892年还出现负增长。”但甲午战争赔款相当于当时日本全国四年的财政收入，使得日本1895年之后5年间的工业化成就，媲美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近30年的总和。
日俄战争后，日本向沙俄提出了赔款要求。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口回绝：“要钱没有，要不就接着打！”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收益是5个：
（1）租借大连和旅顺；
（2）南满铁路经营权和沿线林产矿产；
（3）允许日本驻军南满铁路两侧；
（4）沙俄割让半个库页岛；
（5）国际地位的提高。
损失最大的还是中国。
赔偿金总计约3．9亿日元，海军扩张费约1亿3926万日元，占38．7％。
为是什么天皇如此偏爱海军？1868年7月14日，军方在给天皇的奏折中写道：“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而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
明治天皇立草诏书，谕令全国：“海军之事为当务之急，应从速奠定基础。”
明治政权以惊人的速度和决心，使幕府的海军全部转到了新政府制下，各藩所辖的军舰也几乎全部“献”给了新政府。很快，在天皇的旗帜下就聚集了全日本可供海军使用的一切军舰。在日本兵部省炮制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中，日本未来的海军将要超过英国，在20年内拥有大小军舰200艘。炮制这一计划的兵部大辅前原一诚，计划仅蒸汽铁甲舰就要装备50艘，他还把海军经费提到和陆军经费等同的高度，达15万石。
海军经费一加再加，用于海军建设的专门国债发行了，烟草税、药物税都投到了海军这个无底洞之中，最高时已达岁入的八分之一，还是缺钱。
1887年7月，天皇发布谕令：“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之事。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三十万元，聊以资助，望诸大臣深明朕意。”
谕令一发，举国华族富豪无不为之震动，不到三个月，海防捐款总额103万。按照日本学者井上清的说法：“在天皇制的最初十年中，军事费恐怕要占全部经费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1893年——甲午战争前一年，明治天皇又决定此后六年，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帑银，用于海军建设。而这，已经超过了皇室开支的十分之一。此举再次带动了日本政府议员主动献出四分之一薪俸用做造舰。
到甲午战争前，据说明治天皇甚至干脆用饿肚皮的方法，给他的文臣武将起“带头作用”——前线那些饥寒交加的日本军人，得知天皇每天仅仅吃一餐饭的时候，人人涕泪横流，呼号喧嚣之声满营。
《马关条约》一签，海军拿到海军扩张费约1亿3926万日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