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 密涅瓦的鸱鸺在薄暮中起飞
第一章 什么是产业政策
日本产业政策：内涵相当暧昧
川北隆雄《参谋本部－－日本通产省的新转变》讲述的是日本通产省和产业政策发展变化的历史，在书的最后，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何谓产业政策？
川北隆雄说：“说到日本的产业政策，它的内涵相当暧昧。”
他引用了黑格尔的一段话：“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示的。这就是说，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密涅瓦的鸱鸺与即将来临的薄暮一道起飞。”
这段话来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大家熟悉的“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那句话也来自这篇序言。川北隆雄引用的那段话完整的翻译是：“无论如何哲学总是来得太迟。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示的。这就是说，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青，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
黑格尔关于哲学有7个著名的比喻，“密涅瓦的猫头鹰”是第四个，川北隆雄翻译成“密涅瓦的鸱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猫头鹰称为“鸱鸺”，猫头鹰有很多别名，鸱鸮、鸱鸺、土枭、山鸮、角鸱、怪鸱、老兔、钩鵅、鵋鶀、毂辘鹰（蜀人所呼）、呼咵鹰（楚人所呼）、夜食鹰（吴人所呼）。我国民间把猫头鹰当做“不祥之鸟”，当做厄运和死亡的象征。古籍中说：“鸮，恶声鸟也。”猫头鹰在黑夜中的叫声像鬼魂一样阴森凄凉，确实使人倍觉恐怖。
但是在西方文化中，猫头鹰是智慧鸟。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爱鸟就是一只小鸮，被认为可预示事件。在日本，猫头鹰被称为是福鸟，还成为长野冬奥会的吉祥物，代表着吉祥和幸福。
密涅瓦（Minerva），起源于古意大利传说中的月亮女神，是罗马神话十二主神之一，是智慧、战争、月亮和记忆女神，也是手工业者、学生、艺术家的保护神。对应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摩涅莫绪涅、凯尔特神话中的苏莉丝等女神。有时被与雅典娜混为一谈。密涅瓦的猫头鹰是智慧与理性的象征。
黑格尔借这个譬喻说明哲学是一种反思活动。“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对既有经验和现实对象的反复思考。”“反思”就是“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只有在“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反思才会开始。如果把“认识”和“思想”比喻为鸟儿在旭日东升或艳阳当空的蓝天中翱翔，“反思”当然就只能是在薄暮降临时悄然起飞。
日本人似乎很喜欢这个比喻。由年轻女作家川上未映子提问，村上春树回答，四次采访集结成书，书名就是《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这本书紧跟《刺杀骑士团长》之后推出，讲述了《刺杀骑士团长》诞生背后的故事，同时以作家独特的细腻发问角度，让村上道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创作谜辛、少年时期的经历、对女权主义的看法，以及对自己的世界声誉、日常生活乃至对离世后的思考等。
村上春树说：“我一直有一个固执的信念：真正的哲学，一定是大到包容宇宙，具体又能指导人生的。如果能把年轻时候的激情沉淀下来，通过生活经历的淬炼，到了中年以后才开始反思，或许会更有深度。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到黄昏时才会起飞’，在欧洲，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也许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到了中年时期，经过了思想上的反复和生活中正面和反面事件的教育，再开始考虑独立思考哲学问题，会更加合适。”
天谷直弘（原通产省审议官）认为：“产业政策是历史事实和现象，不是书斋里完成的抽象理论，产业政策不是‘密涅瓦的鸱鸺’完全控制的领域。”
川北隆雄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是植根于日本官员的政治理念，以及意识性的制度革新，而不仅是受日本文化、岛国根性等日本社会的特质影响而已。“对于每一时期的经济形势和具体问题，通产省采取的政策说好听就是灵活的，往坏了说就是漫无目的的。然后将这些政策加以解释，使其理论化。如此而已。”
詹鶽《推动日本奇迹的手》说：“产业政策是日本独创的用词，在西方经济术语中是找不到的。它的定义可说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其中包括了本国工业的保护，策略工业的发展，因应国内外情变化而做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政策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反映，这种主义一切以本国利益为优先。”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奧野正宽、铃村兴太郎编的《日本的产业政策》一书中说：
直到最近（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为止，在英语中还几乎找不到“产业政策”这个词汇（在欧洲大陆虽然有时使用这种概念的词汇，但尚未定型），在日本也可以说是比较新的词汇。现在，虽然通产省设置了“产业政策局”这一机构，但即使是通产省恐怕也是从1970年前后才开始使用这个词汇的。在这之前，人们一直用产业合理化、企业合理化、产业结构论或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新产业体制论和产业改组等词汇来讨论产业政策中的各种问题。
国际上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出版了许多有关战后日本产业政策的书籍和论文。小宫隆太郎认为，这些论著中虽不乏传播大量信息和富有洞察力之作，但在从经济学角度准确掌握日本产业政策的全貌，分析其效果并对其意义做出评价方面，很难说已取得了很大进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产业取得惊人成功，产业政策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另一方面，当时国际上对产业政策的兴趣也日益浓厚。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和欧洲的发达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等发展中国家，都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日本产业政策寄予强烈的关心，试图从中找出用于本国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然而，外国人所写的有关日本产业政策的著作，大多还停留在事实叙述或从政治学角度进行论述上，而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则很不充分。并且，20世纪80年代初，外国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实际状况和效果普遍存在着评价偏高的倾向。
台湾学者考证，产业政策一词在日本学者的两角良彦1966年出版的《产业政策的理论》中就有使用。日本东洋经济周刊社在1968年出版的《东洋经济周刊临时特刊·产业政策—政府介入之有效领域及其界限》也使用了该词。但也在1970年前这一范围内。
为了推动改革开放，从1977年开始，中国政府陆续派人员出国考察。1977年初，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农机局局长项南对美国农业机械化进行了考察；同年9月，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带领一批专家赴日本考察；12月，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率团，以英法两国为重点开展对欧洲企业进行考察等。1978年4月底，邓小平同即将出访欧洲五国的谷牧等人谈话，要求他们在访问时广泛接触，深入调查和研究一些问题，了解现代化工业发展的水平，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好的管理经济的经验学回来。这一年，中国派出了四个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分别赴西欧、东欧、日本和港澳访问。
国家经济委员会组织的工业企业管理考察团，于1978年11月到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访日归来的思索》收录了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吴家骏四位对访问情况的报告。吴家骏汇报中谈到日本政府对经济的组织和管理：
日本政府对经济进行“计划指导”的方式很多：
第一，直接用立法的形式，制定各种计别，规定主要发展目标和达到目标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第二，政府还用“行政指引”的方法，有计划地协调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用“劝说”的办法使资本家对投资过多的部门减少或停止投资，调节过分激烈的竞争。政府还设有公正交易委员会，专门协调各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如哪家工厂要建大高炉，必须经过批准，以防止盲目发展。
第三，通过半官方的或民间的团体进行协调。如这次负责接待我国家经委代表闭的日中经济协会，就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团体，它以通产省为背景，由日本经济界头面人物组成。对于同我国贸易和技术合作问题，日中经济协会出面进行统筹安排。协调各大公司的关系。
这里面实际上已经介绍了日本的产业政策，但是当时没有用“产业政策”这个词。
令官员们倾心的是“行政指导”。
吴敬琏说：1976年，为了学习外国的发展经验，中国政府派出了大量代表团访问欧美和东亚各国。官员们最感兴趣的，是日本和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政府在依靠市场力量来配置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同时，运用产业政策对企业进行“行政指导”，以实现快速发展的经验。
在中国改革初期，不但政治领导人和计划官员倾心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即使以欧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发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责任。
但是，与日韩等国不同，中国的现行体制是从“国家辛迪加”演变而来，拥有庞大的直接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机器和强大的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形成了一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格局。
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要素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1987年3月，在十三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给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写了一份题为《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的研究报告，建议引进日本等东亚国家在战后采用的产业政策来执行这一任务。
研究报告指出：“产业政策是许多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所执行的一整套重要政策的总称。一些实施产业政策得力的国家在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卓有成效。我国今后计划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使计划与市场实现辩证统一的、以指导型计划为主体的模式，是中国式的‘竞争’与‘干预’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即国家指导市场、市场培育企业，推行以商品经济为中介的计划”。因此，“日本、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通过产业政策实现‘竞争’与‘干预’相结合经济体制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和日本在五六十年代实施的产业政策相类似，报告建议引进的产业政策是一套“协调价格、金融、财政、税收、外贸、外汇等调控手段的综合政策体系”。政府运用它所包含的产业结构政策，“对某种（某几种）产业的生产、投资、研究开发、现代化和产业改组进行促进，而对其他产业的同类活动进行抑制”，具体说来就是限制加工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基础产业”的超前发展，以便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与此同时，政府也要运用它所包含的产业组织政策，“建立高度技术基础上的大批量生产机制”，一方面通过企业的合并、扩张和新建，形成一批高度集中的大企业集团，另一方面发展大量与大型企业协作的微型企业，组成“以大企业为核心的分工协作网络”。
可能是由于这样的产业政策为“国家调节市场”提供了得力的政策手段，制定我国产业政策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领导人的认可，并责成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执行。
鹤田俊正（综合资源能源调查电气事业分科会委员）说：50 年代初，通产省组织人才，专门研究解决产业发展中不断遇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逐步产生了产业政策的用语。贝塚启明（日本经济学会会长）在《经济政策的课题》一书中指出：“如果要下定义，只能这样回答：政策是政治过程的归结，产业政策就是通产省实行的政策，因为在当今行政机构当中，通产省的理论足以操纵政策，强大的利益集团和产业界的利益就反映其中。”
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杰弗里·弗里登《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
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中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结合。几乎所有人都认同，政治和经济错综复杂、不可逆转地交织在一起，即政治影响经济，经济影响政治。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被誉为现代经济学鼻祖。然而，他们却自称是政治经济学家。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从1848年问世到19世纪末一直是这门学科的基础教科书。这些早期的理论家们无法将经济与政治视作两个独立的世界。
两种趋势促成了政治分析与经济分析的分离。一是政府开始减少对经济的直接控制。二是出现了不同的政治形式：欧洲各国从几乎清一色的君主政体转变为日益采用代议制且高度多样化的政府形式。到20世纪初，经济学和政治学已经成为两门独立的学科。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区分一直存在。随着大萧条与发展问题的出现，纯粹的经济问题令人生畏，并足以让经济学家们焦头烂额。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起）十分严重，因此需要给予单独关注。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分离显然出现了误导性。在这十年中，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石油价格两次飙升、滞胀出现，这一切都凸显出经济和政治问题相互交织的事实。当时的经济是高级政治，而政治的许多内容都与经济有关。
50年来，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它分析了政治力量对经济的影响。选民和利益集团几乎对政府可能制定的所有经济政策都有重大影响。政治经济学家尽力确定对相关群体及其利益集团，以及这些人对政策造成的影响而言，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
它评估了经济对政治的影响。宏观经济趋势可以增加或破坏执政者的机会。在更微观的经济层面上，特定企业或行业的经济组织或经济活动的特征会对其政治活动的性质和方向产生影响。
它利用经济学工具来研究政治。可以将政客比作企业，选民是消费者，或将政府看作商品和服务的垄断者，为选民客户提供服务。学者通过建立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的模型，从理论上对推动政治的潜在特征形成更为严格的理解。
这三种方法都对学者和决策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政治经济学可以为研究社会如何运作的分析家和希望改变社会的人提供很大的帮助。
六十年代前半期，曾是一佐桥军团参谋长的前事务次官两角良彦认为，产业政策说到底就是增进公共福利，产业政策的第一课题就是经济成长，经济成长即使不是增加公共福利的充分条件，也是必要条件，是基本的重要条件，这一点无可置疑。也就是说，他主张产业政策的目的是经济成长。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重新组合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体制的开放。
产业政策没有国际标准定义
《21世纪初中国的产业政策》作者李贤沛认为：“产业政策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在国际上尚没有统一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将之理解为是各种指向产业的特定政策，即政府有关产业的一切政策的总和。如：‘产业政策是与产业有关的一切国家法令和政策’。
其二将其理解为是弥补市场缺陷的政策。即当市场调节发生障碍时，由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补救的政策。如日本学者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为改变产业间的资源分配和各种产业中私营企业的某种经营活动而采取的政策’。
其三是将之理解为产业赶超政策，即工业后发国家为赶超工业先进国家而采取的政策总和。如中国有些学者定义为‘产业政策就是当一国产业处于比其他国家产业落后状态，或者可能落后于其他国家时，为加强本国产业所采取的各种政策’。各种定义的差别主要在于定义的角度不同。但是，无论什么形式的产业政策，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政策的作用对象都是产业。”
周建军（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在《美国产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从产业技术政策到产业组织政策》中说：“产业政策作为一种文字修辞，最早出自何处，已经不易考证。美国学者的研究显示，产业政策一词至少在1876年就出现在美国出版的经济学著作《大英帝国与美国的产业政策》中。但产业政策作为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至少从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就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就产业政策本身的意涵和内容而言，无论是政府机构、职业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大众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即使美国与欧盟政府对于产业政策就有着不同的解释。根据日本学者小宫隆太郎的定义和分类，产业政策包括一般性的基础设施政策、产业间的资源分配政策、各领域的内部组织有关的政策和中小企业政策等。中国学者刘鹤等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和分类，与小宫隆太郎比较类似，涵盖了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地区产业政策等（刘鹤、杨伟民，1999：41）。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沃里克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和内容做了详尽的研究综述，将产业政策定义为任何企图改善经济环境或者变革经济活动结构的干预或者政府政策，并从通用的产业政策与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两个层次，从产品市场、劳动力、资本市场、土地、技术与制度等多个维度做了分类介绍。
有学者认为，产业政策中的产业（industry）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按照某一标准划分的国民经济的集合；其二，是指具有某种同一属性的企业的集合。
因此，一国的产业政策也包含了两种含义：
其一，产业政策是以国民经济的各行业的资源配置为对象的，国家从政策上调整各产业的比例关系，以实现高效益的生产供给结构。这就是通常所讲的产业结构政策；
其二，产业政策是以同一产业内的企业规模、组织形式、生产体制为调整对象的，在该产业范围内实现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这就是通常所讲的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构成了产业政策的两个轮子，加上与产业相关联的其他各种政策（工业、技术、外贸、能源、工业布局）以及实现产业政策的政策手段（财政、金融政策等），共同构成了产业政策的体系。
川北隆雄在《参谋本部－－日本通产省的新转变》中对产业政策的分类：
1基础产业政策；
2产业结构政策；
3个别产业政策。
基础产业政策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道路、港湾、机场、发电、电气通讯设备等的齐备，以及建设公共住宅、改善劳动环境等内容。例如，港湾设施不齐备，就无法在此建临海钢铁厂和石油化学联合企业。四通八达的道路有利于全产业的物流合理化，成为产业腾飞的原动力。
产业结构政策关到产业间的资源分配，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政策。通产省战后一贯提倡的主题是一产业结构的升级，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主要动机也不断变化由出口振兴、到重化学工业化、知识密集化、创造性知识密集化、鼓励进口。
个别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政策紧密相，同时又是扶植、振兴个别产业或是调整个别产业的政策。如《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等个别产业法，或是虽没有立法形式，但也可看作是政策的对石油化学工业的扶植政策、钢铁合理化计划、扶植国民车纲要、汽车产业密集化构想等。最近有扶植电脑业、超大规模积体电路的研究开发等政策。另外，缩小不景气产业纤维业、促进煤炭业及精炼铝业的“安乐死”等调整政策也属於不立法性政策。
政策性手段有补助金、政策减税、政府金融、许可批准、行政指导等，多数和产业结构政策相同。
基础产业政策的主体，除了电力外，分别涉及建设省（道路、公共住宅）、运输省（铁道、港湾、机场）、邮政省（通讯）。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广义的产业政策包括的内容恰恰是狭义的产业政策所不包括的。也就是说，狭义的产政策综合了以通产省为政策主体的产业结构政策和个别产业政策。
另外，大藏省的财政金融政策和经济企划厅的综合经济政策，与产业政策关联也很密切。即使通产省绞尽脑汁提出了运用补助金、减税、政府金融等政策性手段的振兴产业的点子，大藏省如不在预算、税制、财政投资方面予以认可，通产省的点子也无法实现。
和产业相关的经济政策
通产省的产业政策还受经济企厅的影响。经济企划厅的中长期政府经济计划、每年度的政府经济预测、以及适应经济形势作出的临时或紧急综合经济对策，使通产省的产业政策方向发生微妙的变化。
公平交易委会主管的禁止垄断政策，也和产业政策相关。八幡制铁和富士制铁合并成立了新日本制铁，对于通产省这种依赖大型企业的作法，国民极为反对，因此，1977年强化了禁止垄断法。1989－1990年的日美结构协议又提出对黑市卡特尔实行罚款。现在，不考虑禁止垄断政策就不能讨论产业政策。
同样，不考虑环境厅的环境保护政策，也不能讨论产业政策。六十年代后半期到七十年代的反公害意识浪潮，以及当今地球暖化带来的全球性环境保护意识，使“成长和环境”成为永远的课题。
林毅夫和张维迎为了产业政策大战一场
只要是一个问题，在中国就会有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样无休止的争论。在产业政策方面，最著名的争论当然是林毅夫和张维迎的“大战”。
关于产业政策的定义，林毅夫认为：“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的发展而有意识采取的一些政策的措施。这些政策的措施包含的范围非常广，像关税保护、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还有各种补贴，比如土地补贴、信贷补贴，还有工业园加工出口区，还有一些对研发的补助，尤其是研究的补助，另外有一些国家为了发展某种产业给那种产业垄断权力或者是你要进入这个产业必须有特许，等于说限制竞争，让这个产业有必须高的利润。有时候政府也可以用采购的方式对一些新的产业，只要产品研发出来，政府就给予采购，让它可以必须快的规模化生产，降低它的生产成本，提高它的竞争力。有时候有一些强制规定，比如说现在大家讲要绿色发展、节能减排，在美国就规定到2020年、2025年的时候，石油当中必须用低碳有机石油的比重多少，这样当然会诱导那些新的能源产业的发展。这些都是产业政策的表现形式，当然并不是说每个产业政策都把这些内容都包含，有的用一项、有的用两项、有的用更多项，当中一项针对特定产业，那样的政策都叫产业政策。”
他指出，“16、17世纪当时英国在追赶，那时候世界最发达的国家荷兰开始，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德国、法国在追赶英国，20世纪日本、亚洲四小龙追赶美国快速发展的时候，都使用了产业政策，就是我前面定义的产业政策。这些成功国家经济体当中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来支持他们新产业发展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显著有13个经济体取得每年7％或以上的增长，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增长，根据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和索罗的研究，这13个经济体都有政府的产业政策来支持一些新的产业发展。不仅出于追赶阶段的国家政府有产业政策，马克《企业家型政府》这本书中，研究发现美国领先的产业或者企业早期的研发基本上都是政府支持的。由于政府能支持研发的钱是有限的，因此政府支持研发的钱就决定这个产业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些发达国家他能够继续领先，就是因为政府在支配这些研发钱的时候影响他们产业发展的方向，让他们这些国家能够继续领先。”
“根据OECD的资料，美国2013年的时候在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当中由企业投入是60％，由政府投入是40％，而且企业的投入主要是在开发新产品、新技术，那些新产品、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但是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所必须依据的基础科研，由于投入太大，周期太长，风险太高，企业家是不愿意投入的，那一部分主要是由政府投入的。由于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政府可以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钱是有限的，而且能做基础科研是无穷多，因此像任何经济学家一样，当然你有限多的资源，无穷多的目标，就需要进行配置。这个配置需要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作贡献，这样的配置就影响了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方向。”
“我到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我开始说要来研究产业政策，下面1000多个经济学家全部反对，为什么呢？他们反对理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使用了产业政策以后，经济发展绩效很差，而且就在成功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等，他们有很多产业政策是不成功的，因此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用的产业政策不成功，即使像成功的国家日本也可以找出失败的产业政策，因此他们反对产业政策，这是他们的道理。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当然除了石油生产国之外。也还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还能够继续保持领先的发展的发达国家，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追赶发达国家，即使有一天我们也变成高收入国家，我们还希望继续保持高速发展，这种状况之下不能说因为产业政策大部分是失败，然后我们就不要产业政策了，因为那样做的话实际上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张维迎标榜自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也是改革的渐进主义者。在市场理论方面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新古典范式是“设计范式”，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是“演化范式”）。
他说：“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太宽。按林毅夫的定义，几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产业政策，批评产业政策就等于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我理解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这里的关键词是‘私人产品’和‘选择性干预’。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如统一的公司所得税不是产业政策，但扶持性的所得税减免属于产业政策。专利保护是知识产权问题，不属于产业政策。地区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尽管经常与产业政策伴随。”
他讲了五个观点：
第一，我和林毅夫关于市场理论范式的分歧；
第二，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
第三，外部性和协调失灵不构成产业政策的正当性理由；
第四，林毅夫“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
第五，林毅夫“增长甄别法” 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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