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外桃源里的大学生活
浙大三分部，是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以下简称信电系）的主阵地，占据着西湖边缘的一个独特角落。校址旁边是六和塔，相传埋着宋朝的两位好汉——武松和鲁达。三分部的前身之江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由美国人创建，杭州传教士司徒雷登的弟弟曾任校长。受美国传教士的影响，三分部建筑自带一种美式教堂的别致风味。抗日战争时期，之江大学校门对面的公铁两用钱塘江大桥在茅以升建好几个月后因抗日又迅速炸毁，1948年复建。建国后，之江大学被分拆至杭州各高校，本校校址成为远离浙大主要校区的三分部。
浙大三分部校门外合影，后面是钱塘江大桥
在杭州的闹市里，三分部就像与世孤绝的世外桃源。信电系学生身处其间，对于外界发生的事情不甚了然，一天到晚只是在校园内活动，形成一个紧密的团体。信电系一届一百多人，全系不过六百人，大多为男生，学的是无线电和半导体。六百亩的场地，各类文体设施不过一百亩，平日里数得上的活动，除了各类球类运动，也就是周末晚上一群男生坐在地上看电影，一来二去，这几百人极为熟悉。
因所处位置太偏，缺乏城市生活的经验，信电系的男生被浙大本部学生看成是“憨”的代名词，正如城里人看乡下人。
的确，信电系学生平日里最大的乐趣，正是各类乡土味十足的活动。1988年，亿利达在浙大举行盛大颁奖典礼的时候，渝西青年贺向阳与他的好友程卫华（注释：现为长江存储CTO），陶醉在大一新生的快乐时光——后山抓野味。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寻宝活动，毕竟学校几百亩的山林上，不时会跳出蛇虫和蛤蟆。程卫华是金华人，胆子明显要大一些，他叫上贺向阳往校门外走。两人赤脚在江里抓几个螃蟹，回到校内再揪几只蛤蟆，在教工楼走廊放好一个几块钱的电炉插上电，就着螃蟹烤蛤蟆，大快朵颐。当然，吃的东西也不全然是土里和水里的。有时程卫华的母亲来杭州看他，带来红酒和茶叶蛋，两人坐在学校后门的围墙上喝酒吃蛋，好不开心。
浙大信电系1987级合影，右一为程卫华，右二为贺向阳
升入高年级，信电系学生才开始接触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学校开运动会，贺向阳与程卫华轮流蹬着三轮车跑了十公里，到一家叫做哇哈哈的批发店取饮料，这个私人办的经营点明显要实惠一些，尽管在杭州城中并不多见。到了大四参观华晶，当时中国最大的半导体工厂，信电系学生的足迹终于拓展到了无锡。
无锡华晶彼时如日中天，是铁饭碗中的金饭碗。程卫华因家在浙江，十分中意华晶，但毕业分配名额有限，信电系老师为学生出路着急。见浙大学生优秀，华晶破格开放三个名额，程卫华终于如愿以偿。
国营工厂体制
像程卫华这样出路好的只是少数。信电系学生大多去向国营无线电工厂，半导体工厂寥寥。受外贸影响，中国的半导体工业正受外国产品的巨大冲击，国营工厂在经历了短暂的复苏后迅速凋零，只剩下一些做整机的无线电工厂，尚能维持生存。贺向阳本来渝西人士，毕业时按国家政策分配到重庆的716厂。这是一个民国初期便已存在的老厂，解放的时候被军队接管，靠着军队下达的微波通讯设备需求，三十年来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电子业因军改遭大幅砍单，作为中央的重点整机厂，716厂又抓住了全国发展电视机工业的热潮，推出“金鹊”牌电视，颇为景气。
事实就是这样：1992年前毕业的大学生，或者说八九十年代的青年才俊，很少有人能够在一开始全然投身于亿利达这样的香港私营公司，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无法逃脱原有体系的重力吸引，如果是在浙大信电系，考虑到孤绝的学校环境，那种可能性更小。这也就意味着，1992年前的浙大信电系，是一个受国营工厂体制浸润的集体。
贺向阳所在的716厂，正经历着国营工厂的最后荣光。
716厂，是重庆国营工业企业的扛把子。在政治级别上，716厂的厂长与重庆市长同一级别，一个工厂，有两百多号县团级（相当于处级）以上干部，这个数量几乎相当于一个地级市行政官员的总量。一次，重庆市沙坪坝区委要召开一个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县团级干部参加，政府的会议室竟然容纳不下716厂的所有干部，最后，这个会不得不改在了厂内大礼堂。
作为一个行政级别很高的中央直管企业，716厂自成体系，分工严密。要当普通工人，初中生需读三年厂内技校方能上岗，高中生也需读两年。经过技校体系的培训，一个打螺钉的工人，一个电阻的检验员，一做十几二十年，因而对本职工作极为熟练，长期实践积淀下系统的工作文件。
正值八十年代初，716厂从日本引进了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自然而然地引入了日本的质量管理体系。朝鲜战争时期，戴明博士来日宣讲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大受欢迎，被日商尊为教条。戴明博士主张，工厂里的每一个员工，对于产品的最终质量都有影响。产品的质量检查，应该可以追溯至产品的每一个批次、工艺和原材料，并且可以立刻纠正。简而言之，质量管理工作应该追求全员参与、可追溯，以形成闭环。随着日本电子产品行销全球，中日经济合作渐趋紧密，这套方法随着日本生产线的引进流入了国营企业。
获得日本进修学习机会的，正是贺向阳的领导——716厂主管业务的质监处副处长汤文国。他参加了1977年冬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就读于川大半导体专业。在716厂先前成型的军工质量体系上，汤文国逐渐做本地化的改良和提高。待贺向阳到厂报道，716厂的质量管理制度，已摆脱原有的僵化，颇具日系厂商弹性实用的特质。
焦躁的1992
1991年，浙大高材生贺向阳一进716厂，自动获得高于一般工人的技术员的头衔。但毕竟是新兵蛋子，做高低温试验，学质量检验，都得向老工人虚心请教，在小组和部门例会上耐心做笔记。
此时，赴日学习高峰已过，国营工厂的储备干部，只能在1980年代改革的浅滩里扑腾。
1992年3月，716厂的金鹊牌电视机在银川市场发生多起烧毁电路板故障，质监处派贺向阳调查。在银川蹲点了一个月，贺向阳每日与两位售后服务人员同吃同住，拆解完去电领导报告分析结果。
贺向阳在宁夏，左一为贺向阳
工作之余，贺向阳行走在银川路宽人稀的街面，看到国营商场格外高耸，突然听见耳边传来小时候听过的《红太阳》，那声音连绵不绝，包围了人的听觉，一度让他以为回到七十年代。但听的愈久，贺向阳反而越是想起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国营工厂是挺好，但是他心里的冲动也越发实在。
回去重庆，贺向阳感到异样。716厂窃窃私语，似有倦怠，一找人打听，原来没争取到摩托罗拉的合作。电视机市场竞争白热化，整合加剧，金鹊表现平平，若是抱定了摩托罗拉这个大腿，自然是一飞冲天。可重庆市的招商引资，由市委主导，对于和自己平级的716厂，平时打个照面都嫌厌烦，摩托罗拉来渝考察，政府的人只引着外宾看市属的小厂，却独独不来716这个曾经的军工大厂，最后鸡飞蛋打，摩托罗拉直接跑到了天津。一时间，厂里流言四起，说厂长寒了心，不想在重庆待了，要跑深圳了，众人没了主心骨，不知道怎么办。
中央直属国有企业与所在地方政府的尴尬关系，成为中国年轻理工科人才上升的一大阻碍。贺向阳遇到的问题并非个例，他在信电系的师兄段永平，早在1980年代初分配到774厂，该厂由苏联援建而成，一度与首钢并列为北京市的两大支柱工厂，在六十年代是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但到了八十年代初，军品订单江河日下，774厂也无法获得市政府的支持，一时之间陷入困境，厂里的聪明头脑只是抱怨，终日无所事事，段永平深感不满，不出三年就决定读研深造，继而南下。
贺向阳也想南下，但缺乏一个足够说服自己的理由。直到信电系开始流传一个消息：一个同学毕业才五六个月，就在中山一家大型电子工厂，被提拔为总经理助理兼生产部长！贺向阳听到这个消息，就像金鹊牌电视机被雷电击穿了一样，管他什么离职手续不手续的！什么国家干部不干部的！什么档案不档案的！
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