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交易已成为一种创新的环境管理工具。
《商界》杂志报道
作者／ 赵春雨
编辑／ 朱作明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简称：全国碳市场）就像一局新开的阿瓦隆（一种桌游），它是高配版狼人杀，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会逐一“死去”，而前者可以让玩家全程参与，体验感甚好。
在不懂游戏规则前，大家都是“小白”，没有头绪，当裁判将玩法讲述清楚后，玩家上手实操、参与几次就会对整个游戏过程熟悉起来，甚至说是很有兴趣，游刃有余。
2021年12月31日，全国碳市场2021年度交易正式收官，共运行114个交易日，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碳排放配额（CEA）累计成交量1．79亿吨，累计成交额76．61亿元；在碳价方面，12月31日全国碳市场收盘价54．22元／吨，较首日开盘价上涨12．96％。随着年度交易结束，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期也已截止。
随着碳市场走入大众视野，不管是参与其中的企业还是调控企业的交易中心，甚至是个人参与的玩法也逐渐明晰。
初衷
阿瓦隆是在市场需求下诞生，而碳市场也可以这么理解。其相当于一个完全有政策需求设计出来的机制，是通过利益关系推动企业主动减少碳排放量，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从一家盈利性企业的角度来说，其在经营过程中只会考虑如何更快更高效地获取利益，从而忽略对长远环境气候影响或灾难及新能源战略的安全性。事实表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新能源的使用成本不相上下。
如果从长远发展来看，国家只有通过控制企业大规模减排，迫使企业额外承担能源转型成本，这也是碳市场诞生的本质。
碳市场一般指碳排放权交易形成的市场，而碳排放权交易（以下简称：碳交易），实质是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权作为商品进行买卖，是为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碳交易通过市场化机制，对环境负外部性进行校正，使其内部化为排放主体的成本，达到“谁污染，谁付费”的目的。
目前，碳交易市场可分为强制碳配额交易市场和自愿碳交易市场，前者以配额（碳排放许可）为基础产品，还可纳入抵消单位（核证减排量）和衍生品交易，进一步划分为基于配额的碳交易和基于项目的交易。
后者是没有强制减排任务的主体，自愿购买项目减排量以实现自身碳中和所形成的市场。同时国内还有“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虽然名称上有“自愿”两字，但在性质上更偏向强制碳交易市场中的抵消单位。
起初，碳交易的设立是基于国际层面上实现碳排放配额的流通，帮助各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久之逐渐发展成区域层面的碳市场。
试点
国内的碳交易市场是从试点开始的，他们可以称为“碳交易阿瓦隆”的玩家。
根据生态环境部印发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凡是碳排放在2．6万吨二氧化碳以上的企业都要分行业、分批次纳入碳市场。
碳排放权从哪里来呢？国内碳排放权一直是配额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并存的状态。
前者由各省发改委进行配额初始发放的市场，分为无偿分配和有偿分配。有偿分配附带有竞价机制，遵循配额有偿、同权同价的原则，以封闭式竞价的方式进行；后者则是控排企业或投资机构进行交易的市场。
简单来说，政府首先要确定碳市场覆盖的行业、温室气体范围和企业门槛，并设定出各行业所允许排放温室气体的最大量值。总量控制一旦确定，政府需要在控排企业中分配碳配额。配额可以在企业之间自由交易，每一轮交易期结束后，控排企业需要向政府缴纳与其实际碳排放等量的碳配额，以完成履约。
企业通过减少自身排放或向其他企业购买额外配额，也能使用经核证的国内外碳抵消项目产生的抵消单位，来完成碳市场设定的管控任务。
举个例子，企业A在扩大生产过程中，实际排放量超过政府的配额量，为了足额履约，企业A需要在市场上购买一部分配额。企业B通过改进技术、减产，达到实际排放量比所持配额少，富余出了一部分配额，这部分就可以拿出来卖掉，获得收益。
如果企业A在交易期结束后无法足额上交配额，将会面临比买配额或减排所付出的代价更高的惩罚。如果企业A虚报、谎报实际排放量，也将面临严惩重罚。
目前，国内现有9个地方碳市场，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7个试点碳市场，以及非试点地区的福建、四川碳市场。
其中，湖北碳交易二级市场全年累计成交3．54亿吨，占全国的42．03％；成交额83．59亿元，占全国的 53．75％，市场交易规模、连续性等主要市场指标持续居于全国首位。
整个碳交易过程中，大家最关心的依旧是碳交易的报价及定价区。
现阶段，碳交易报价方式有两种：一是挂牌协议方式，单笔买卖最大申报数量应当小于1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价格在上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30％之间确定；二是大宗协议方式，单笔买卖最小申报数量应当不小于1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价格在上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30％之间确定。
碳交易定价需要足够的市场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这样才能更高效地完成减排任务。现在，我国已初步建立企业碳排放核查（MRV）体系和 “配额清缴（CEA）＋自愿减排量（CCER）”的交易体系。
但要保证碳市场完全有效运行，完善的立法保障，科学的监测、报告核查机制，以及强有力的惩罚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
造假
在阿瓦隆游戏过程中，会出现“好人”误判，“坏人”得意的情形，但在玩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好人”总会揪出真正的“坏人”。
上文提到，纳入控排名单的企业，其超额碳排放量须从碳市场购买。根据现阶段50元／吨的碳价，一家年碳排放量1 000万吨的企业，若能通过操纵数据将排放量降低10％～30％，则其当年可减少0．5～1．5亿元支出，对企业来说是个巨大的诱惑。
位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的鄂尔多斯高新材料公司也因抵挡不住诱惑，成为首起数据造假案的“获得者”。
该公司是鄂尔多斯集团下属的孙公司，成立于2013年，主营业务包括发电供电，氧化铝、白炭黑、硅胶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其拥有2台50兆瓦、4台135兆瓦，和2台330兆瓦的自备燃煤机组。
根据公开资料和专业人士的估算，自备电厂利用小时数约7 000小时，单位供电煤耗约400克，标煤碳排放估算系数为2．66，这3个数值再乘以鄂尔多斯高新的煤电装机量，得出其每年的碳排放量大概在1 000万吨左右。而该公司2019年的碳排放配额实际缺口在300万吨左右。
有规定，燃煤发电企业配额履约缺口上限值为企业当年经核查碳排放量的20％。也就是说，鄂尔多斯高新材料公司履约2019年的碳排放量，需要花费1亿元左右，从碳市场买入约200万吨配额，是一笔不菲支出。
除了首起造假案，市场仍存在企业伪造、篡改实际碳排放数据的情况。目前碳排放数据的检测和监管规则尚未完善，存在漏洞，数据偏差也是普遍存在的情况。
一般来说，大部分控排企业会选择聘请咨询服务公司完成企业的碳排放数据盘查，再由生态环境部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核查，核查无误后，政府会对企业发放相应的配额。
业内人士认为，杜绝碳排放数据造假需要3步，一是培养大量专业的“双碳”人才，为企业和机构奠定基础；二是提高惩罚力度，包括直接的罚款和企业声誉上的惩罚；三是建立公开平台，让信息、数据更加透明，接受更广泛的社会监督。
准确无误地核查碳资产是行业第一步，知道有多少碳，接下来才想怎么减。未来，碳核查和碳管理的需求大概率将会暴增。
机遇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碳市场的明确目标，随之而来的巨大人才缺口，也成为该市场衍生行业的基础。
去年“碳排放管理师”成功纳入新职业中，一时间网络上各种报考广告让人眼花缭乱。
记者调查发现，中国人事考试网并未开通“碳排放管理师”相关的课程及考试证书，只有纳入职业分类大典的“碳排放管理员”，下设碳排放监测员、碳排放交易员等6个工种，没有所谓的“碳排放管理师”职业。
通过投诉平台查询发现，涉及“碳排放管理师”考证投诉近100条，其中大部分维权者均表示“机构收了钱就联系不上”。所谓“可以免费学”“考证书后可获数万元挂靠费”等，只是机构为了谋求短暂利益，特意编织的骗局。
除了上游的人才培养骗局，位于中下游的控排企业也会受到很多现实压力。
面对高昂的罚款费用，控排企业不得不找应对的方法，除了自身减少排放、要提前购买配额外，还需要建立专业团队、流程机制，一步步完成碳检测、碳核对等多项专业工作。
其中，人才又是绕不过的坎儿，企业只能尽可能聘请人才或机构来完成这些工作。这一方面加大管理难度，另一方面增加企业运营管理的成本，这也是排控企业动歪心思的原因之一。
当然，市场发展总会有阳光的一面，记者发现很多科技公司已经加入碳交易赛道中：主打智能物联网远程追踪碳足迹和预测企业碳排放；区块链企业用来存证数据，防止篡改；高科技公司可将高性能硬件传感器应用于碳检测；SaaS大数据平台可以串联供应链，精确统计上下游的碳排放计量。
更可观的是，去年上半年碳交易相关赛道累计投资额超45亿美元，投资数量共发生40起，项目投资均值远高于其他赛道。其中，包含新能源汽车电池、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配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等热门赛道。
专家表示，以前的碳中和企业，更多的是偏制造方向，很少有人能在VC阶段就会抛出上亿的资金重仓并且持续追投。伴随碳中和方向的确定性越来越强，机构也要顺势提高项目投资的灵活性。
由此，碳市场的未来很有可能会发展成新兴的金融市场，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带来更多新商机。伴随大大小小骗局的浮出，足以可以看出大家对碳市场的好奇与了解，乐意参与其中。但作为中国商业重要重要组成部分的民营企业，还不能直接申请碳交易市场，只能参与减排。
阿瓦隆游戏中，坏人的终极目标是刺杀“梅林”，如果好人方率先获得3个任务成功，则进入刺杀“梅林”环节。在刺杀“梅林”之前，每个坏人都可以发言讨论决定要刺杀谁。如果“梅林”被刺杀坏人胜利，反之好人胜利。整个过程中，玩家们充满了机遇与挑战，甚至说很刺激。
碳交易也是如此，不管个人或企业想在碳市场获取多大的利益，该市场最大的赢家依旧是社会，不会改变。
＊部分资料数据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