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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本地生活服务高地后，美团的抽佣生意非议不断。即使有高额运营费用和履约成本作挡箭牌，依然未能消解平台与商家之间的矛盾。
近期，美团与商户的矛盾继续发酵。连锁餐饮企业魏家凉皮暂停了多地美团线上业务，门店首页变成休息中或者已打烊，相关区域的消费者无法在美团上点餐。
退出美团背后，魏家凉皮有难言之隐。魏家凉皮称，的确暂停了和美团的外卖合作，对于是否恢复合作，双方还在谈。在暂停合作前，有消费者表示，魏家凉皮的配送费用上涨。
据此，市场猜测，魏家凉皮与美团撕破脸皮，主要系美团外卖服务所收取的配送、佣金及平台服务费用较高所致。由于可能顶不住平台政策压制，魏家凉皮才采取“罢工”下策。
压迫商家，前科累累
美团市场份额处于绝对优势，约70%，致使平台议价权上升，佣金几度增加，商家苦美团久矣。事实上，自美团以近乎垄断者的姿态称霸外卖市场以来，美团的变现获利野心逐渐显露，尤其是上市之后，抽佣比例大幅攀升，导致中小商户压力倍增。
一个明显的信号是，美团与商家因抽佣所产生的矛盾日积月累，生态瑕疵滋生。直至疫情冲击，经营压力骤增，餐饮企业无法忍受美团高佣金负担，群起讨伐。
2020年4月，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直指美团向餐饮企业收取高额佣金，已超过餐饮企业承受极限，以及美团“二选一”霸王条款，疫情期间要求餐饮商家“独家经营”，否则就强制注销、下架门店。
彼时正当疫情初期，餐饮商家经营遭受重创，而已经达到市场支配地位的美团外卖，涉嫌实施垄断定价，各类收费层出不穷，设置了不公平交易规则，持续大幅提升扣点比例，新餐饮商家佣金甚至高达26%。
除了广东区域，其他多地餐饮协会也直接点名美团，主要控诉问题均为高佣金和排他竞争。尽管美团对此回应称，八成以上商户佣金在10%至20%之间，但来自商户端真实的经营数据，拆穿了美团的佣金遮羞布。
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表示，海丰县小餐饮行业协会的报告显示，海丰县小餐饮行业协会正式成员商家166家，共有约120家已经上架美团外卖平台，而在这约120家商户里，2019年无一家商户的佣金抽成低于20%。
“从美团五年前进驻我们这个小县城开始的4%、12%、15%，到如今的小部分老字号商家20%，其他商家尽数为23%的佣金抽成。”
由此可见，美团在疫情期间仍维持高抽佣率，已渐渐失去人心。其实，更早之前，美团的高佣金就饱受诟病，不只是商家投诉，而且遭央视点名批评。
2019年1月，央视揭露美团外卖佣金上涨。据央视新闻报道，广西地区的商家在与美团外卖合作时，初始佣金为15%，后来上调到18%，再后来增加至22%，持续抬升的抽佣率压得商家喘不过气。
高佣金之外，美团的“二选一”霸王条款，也成为外卖市场的众矢之的。先有“职业打假人”王海实名举报美团“二选一”不正当竞争，后有监管出手整顿美团垄断行为。
2021年10月，市场监管总局对美团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共计34.42亿元。处罚书显示，自2018年以来，美团滥用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通过多种方式促使商家与其签订独家合作协议，实施“二选一”行为。
口径修饰，高佣不改
经过反垄断乱象治理，美团“二选一”休矣，但高佣金以及强势议价问题犹存。这在一定程度上仍损害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不少消费者反映，美团平台内的外卖越来越贵，不仅满减活动减少，而且配送费也相应增加。于商户而言，美团给到商家的服务费、佣金、配送费压力，最终也会落到消费者身上。
美团佣金变化在财报中也能看出端倪，一方面take rate（抽佣率）在短短几年内直线拉升，从个位数升至十位数；另一方面，佣金收入增加，带动美团毛利率增加，业绩扭亏为盈。
在美团佣金构成中，主要包括平台使用费、技术服务费和配送服务费，若按照商家成本口径，占比较小的营销服务收入也可纳入佣金构成。因美团的市场支配地位，美团佣金看起来更像是“美团税”，成为美团平台内近千万活跃商家绕不过的坎儿。
公开数据显示，美团抽佣率从2018年上市开始猛增，到2019年时平均佣金率已高达12.6%，几年间增加了数倍。综合来看，美团的take rate在过去几年维持在13-14%左右，自配商户及大型连锁商户佣金率较低，而中小商户佣金率较高，可能在20%以上。
有数据表明，2020年美团对接入的个体商户收取佣金为订单价格的20%-25%。因为中大型餐饮商户在总交易额中的权重较大，而抽佣比例低于小微商户，致使美团外卖佣金率被平均，整体佣金水平掩盖了个体商户和小商户的高佣金现状。
从外卖业务总收入看，美团2020年包括外卖佣金在内的餐饮外卖业务收入达663亿，同期餐饮外卖交易金额达到4888.51亿元，比值为13.56%。其中，外卖佣金达585.92亿元，佣金率11.99%。
或因佣金争议加剧，美团外卖业务在2021年时调整财报会计科目，推出新费率政策，将向商家收取的费用分为技术服务费（即佣金收入）和餐饮外卖配送服务费。2021年第四季度起，美团开始单独披露餐饮外卖配送服务收入和佣金收入。
表面上，佣金科目单列后，美团抽佣比例下降，但实际包含配送、佣金等费用在内的商家抽佣比例依然较高。2021年，美团外卖佣金收入285亿元，配送收入542亿元，外卖平台的交易金额为7021亿元，包括佣金、履约服务费、在线技术服务费等总营收为963亿元，外卖收入与平台交易额的比值为13.72%，与2020年相比继续攀升。
由于财报数据披露不全，2022年及2023年一季度的抽佣比例难再量化，但与商户侧抽佣紧密相关的佣金收入和配送收入大幅走高。2022年，美团核心本地商业分部收入1608亿元，其中配售服务收入为700.64亿元，佣金收入为551.43亿元，在线营销服务营收为306.83亿元，三者合计占比高达97%。
2023年一季度美团实现34亿元的盈利，盈利背后一方面佣金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大幅降低运营成本。根据财报数据，2023年第一季度，美团核心本地商业营收 429 亿元，其中配送服务贡献营收169.1亿元，同比增长18.8%；佣金收入为158.2亿元，同比增长32.4%。
可以看到，美团平台的佣金收入增速明显高于配送服务，而总成本增速也明显低于业务收入。这意味着，美团在利润驱动下，对于商户端综合佣金补贴降速，尤其是配送服务收入的成本抵消也开始弱化。
以往，美团在佣金收入解释上，惯于将佣金收入与骑手成本挂钩，佣金收入中的大部分支付给了骑手。如今，美团配送收入增加，成本转嫁给商户之后，平台内的用户端外卖配送费用也明显增加。
有消费者称，在美团与饿了么平台同时点餐，同一商家同一配送地址同样时段，美团的配送费用要高于饿了么。“以前美团也是免配送费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收配送费了。”
除了佣金争议，美团在促销拉客时推出的优惠政策，也被指存在“欺压”商家的情况。例如美团在平台规则中将红包、优惠券与佣金关联，平台对客发放的优惠券，平台承担大头成本，但商家也需承担剩余成本，这被不少商家视为增加商家运营负担。
对于商家返佣和让利，在美团商家看来，美团的返佣直接打入商户的美团账户，只能用于线上营销和流量推广，而不能提现。这种平台主导的“强制交易”玩法，也让商家苦不堪言。
模式之弊，隐患需防
即使商家知晓美团抽佣高，但在“店大欺客”的困境下，商家更多处于两难。
一方面，美团平台近乎垄断的市场支配地位，让商家处于议价弱势一方，服从平台规则是商家入驻的唯一选择；另一方面，美团平台具备海量的活跃用户，商家为打开销售渠道不得不选择美团引流。长此以往，敢怒而不敢言的矛盾持续累积，商户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立足美团业务现状，高佣金局面一时半会不会被打破，甚至可能加剧。因为，处于互联网资本寒冬中，美团的自我造血需求迫切，对现金流和利润的渴望上升。
另外，美团优选、美团买菜、打车等新业务的盈亏尚不能平，需要外卖等存量业务反哺，反哺的重任当属佣金收入。高佣金已经成了美团无法摆脱的痛，即使面对抖音等新入局者的佣金减免竞争，美团也未采取明显的佣金压降政策，而背后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团的利润顾虑。
一个更大的隐忧是，美团外卖模式的资本复制，也可能把高佣金压力推向其他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美团模式的垄断根植于互联网资本扩张公式，融资、烧钱、垄断、变现。
当美团从送外卖到配送万物，再到更广泛的本地生活细分场景，资本裹挟下的流量入口争夺，也会重现美团外卖的生态瑕疵，垄断和强势定价权，即为美团模式的鲜明底色。
这种模式不仅为实体商家带来高费率隐患，提升经营者进入门槛，进而影响消费复苏，而且垄断者姿态无差别削弱中小商家议价权，一旦平台资金流面临压力，成本就会转移到中小商家，给实体带来创伤。当然在监管整顿之下，平台经济回归社会责任，但美团的垄断和佣金野心不得不防。
对于美团模式的优势，王兴相当自信，他认为相比于其他平台，美团有差异化价值，2023年美团的重点是外卖和到店业务协同，并巩固现有优势。就在美团宣布巩固优势地位的同时，美团财报不再披露客单价及外卖交易金额相关数据。
可见，美团在抽佣上，更倾向于隐蔽和躲闪的姿态。高抽佣仍在继续，平台渐失人心，恰是美团当下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