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稳态 创新药组
稳态君/文
导读
一周之内，FDA高层连续震荡。
5月12日，局长Marty Makary辞职；5月15日，药物审评与研究中心（CDER）代理主任Tracy Beth Høeg被解职，CDER由原副主任Michael Davis接掌；生物制品审评与研究中心（CBER）代理主任Katherine Szarama卸任，由此前担任FDA局长办公室高级顾问的Karim Mikhail横向接任，Szarama本人则继续留在机构内部任职；与此同时，首席幕僚Jim Traficant也被撤换。
这不是普通的人事调整。
Capital Alpha分析师将其定性为FDA近年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时期之一，而这一轮高层更替的连锁反应，正向全球生物医药产业传导，这其中就包括每一家正在谋划出海或license-out的中国药企。
01
导火索：一根电子烟
要理解这场风暴的起点，得先回到特朗普的一通电话。
据《卫报》等报道，特朗普曾多次就果味电子烟审批问题向Makary施压；白宫希望FDA放行，Makary则以青少年健康风险为由迟迟不愿推进，双方矛盾持续升级。最终，Makary在压力之下离开FDA，这也成为本轮人事风暴的直接导火索。
但这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Makary于2025年3月25日获参议院确认，并于2025年4月初正式宣誓就任FDA局长，至2026年5月离任，任期约13个月。
在他就职前后，时任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RFK Jr.宣布裁减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约10,000个岗位。截至2025年7月，FDA已累计流失约3,500名员工，包括强制裁员和随后持续的主动离职潮，元气大伤。
而CDER主任一职，从2025年1月至今约16个月里，已先后由Patrizia Cavazzoni、Jacqueline Corrigan-Curay、George Tidmarsh、Richard Pazdur、TracyHøeg、Michael Davis六人担任。这意味着，掌管全球最重要药物审评机构之一的领导层，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已经几乎换完整支队伍。
02
离场者：一个矛盾的人
Høeg的离开，某种程度上是这场震荡最戏剧化的章节。
她于2025年12月接任CDER代理主任，是Makary的重要盟友，也因长期公开质疑部分疫苗安全性而在公共卫生界争议极大。2026年1月，CDC将儿童免疫建议重组为三类，其中常规推荐覆盖的疾病数由17种调整为11种，CDC强调这是重分类而非删除相关疫苗，但调整本身仍在医学界引发了巨大争议。
5月15日晚间，她在X上发文称“today I was fired”，并表示自己拒绝签署辞呈，同时被告知这一决定来自更高层。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称，白宫和HHS希望清理掉Makary时代最具争议色彩的任命，用更传统的技术官僚取而代之，以降低疫苗等高敏感议题的政治风险。
与此同时，CBER前负责人Vinay Prasad的离场同样颇具戏剧性。他在FDA的任职经历前后反复，最终于2026年4月底离开机构；其任内围绕Sarepta、uniQure、Moderna等产品和项目的监管决定反复引发企业、患者群体及行业的强烈不满。
Szarama于4月末接掌CBER代理主任，但仅任职约十天，即在5月15日这轮调整中卸任，由Karim Mikhail横向接任该岗位。
03
接棒者：迷幻蘑菇专家的意外登场
填补CDER代理主任职位的Michael Davis履历不同寻常。
MD/PhD双学位，神经药理学背景，曾在FDA CDER内部担任临床团队负责人，之后转至裸盖菇素研发机构Usona Institute担任首席医疗官，2025年又回到FDA担任CDER副主任，并在本轮震荡中正式接掌CDER代理主任职位。
在FDA内部，Michael Davis更接近传统审评派形象，重程序、重数据，与Høeg那种公开的反建制姿态截然不同。至少从履历和岗位经验上看，FDA确实在尝试从激进个体主导回摆到技术官僚主导；但Davis真正的监管哲学，目前仍待观察。
Davis曾在迷幻药物开发机构任职，这意味着他未必天然保守，但这一背景本身，也会在未来每一次争议性审批中被外界放大检视。他在CDER的真实风险偏好，需要观察其上任后的首批关键PDUFA决定。
04
行业在喊话：我们要Pazdur回来
在这场危机中，全球生物医药企业选择用一封信表达立场。
近400位制药公司CEO、投资合伙人、财务分析师和患者权益代表联名写信给特朗普，推荐Richard Pazdur出任下一任FDA局长。Pazdur此前长期负责FDA肿瘤药物审评，并曾短暂担任CDER负责人，是美国肿瘤监管体系的标志性人物。
这封信的措辞很直接：决策波动、人员流失、期限延误以及科学可预期性的侵蚀，已经构成对美国生物医药领导力的信任危机。
Pazdur在FDA曾任职长达26年，主导建立了Project Orbis国际并行审评机制，大幅提高了肿瘤新药的跨国同步审评效率。他本人曾在4月公开表示，不会在现任政府下回归FDA。同一次采访里，他还明确说，希望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纳入多边监管协作框架。
但现实是，这封信的最终裁量权在特朗普。Pazdur是否会改变立场，目前尚无定论。
05
机构在空转：审批节奏已经受损
领导层真空不是一个抽象说法，它已经产生了可量化的代价。
RBC Capital Markets在Makary辞职后发给投资者的报告指出，这一变化可能重新压制biopharma板块，因为Makary至少提供了名义上的顶层稳定性，而他推动的一批亲产业议程现在命运未定，其中就包括：CNPV（国家优先审评凭证，局长）：可将部分品种的审评周期压缩至1到2个月，由Makary亲自推动，继任者态度未知。罕见病单次试验政策（One-Trial Policy）：允许部分罕见病品种凭单一关键试验推进申报，能否延续仍待观察。PDUFAVIII续约谈判：FDA与行业的处方药用户付费协议将于2027年9月到期，涉及未来五年的审评资源安排，目前谈判发生在明显的领导真空期内。
Truist的判断一针见血：在长期没有正式领导层的情境下，FDA将出现更多延迟和不可预测性，因为缺乏自上而下的明确指导，各审评部门之间的分歧会更直接地影响结果。
06
对中国出海的影响：有人喜，有人忧
FDA的这场动荡，对中国创新药出海的影响，不是单方向的，而是分层的。
第一层，短期不确定性加剧。对那些NDA/BLA正在审评中、或正在谈判license-out的企业来说，当前显然不是理想时点。FDA各部门在缺乏顶层统一指令的情况下，各division审评官的个人判断权重会上升，两种意见也更难靠上级拍板快速收敛。对于买方而言，FDA审批不确定性会被更激进地折现进交易估值里。
第二层，试验设计的系统性风险。Replimune的RP1溶瘤病毒疗法在2025年7月和2026年4月两次被FDA拒绝，核心争议之一就是单臂试验无法充分隔离RP1自身的疗效贡献。22名研究者联名呼吁FDA重新审视，也未能改变结论。这个案例的意义远不只是Replimune一家公司的失败，它意味着在当下环境下，单臂试验、中间终点、组合疗法贡献拆分不清等问题，会被审得更严。这对中国肿瘤免疫出海管线具有直接警示意义，因为不少国内PD-1/L1联合疗法、ADC、TCE项目，依赖的正是类似路径。
第三层，禁用中国临床数据提案带来的背景噪音。4月底，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在FDA 2027财年预算相关文件中提出建议，要求FDA不得接受、审评或考虑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IND临床数据。这一提案在业内迅速发酵，但多家机构分析认为，它目前仍停留在委员会报告语言层面，不具法律效力，距离最终立法还有多个程序关口。然而，不能因为大概率不会过就完全掉以轻心，因为国会通过预算和听证体系向FDA施加软性压力，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实际效果。
同样值得注意的反向信号是，据报道英国MHRA高层公开反对西方完全排斥中国临床数据的做法，并表示希望制定更开放的接纳框架。这说明，同样面对中国数据问题，美英监管取向正在分化。
总之，FDA正在经历一场不可回避的机构性震荡。它的根源，是政治、科学与行业利益三种力量在一个日益政治化的监管机构内部激烈碰撞。这种震荡的外溢，对中国创新药出海的影响，不是变好了或变坏了的简单判断，而是：可预期性在下降，对审评路径和试验设计的专业要求在上升，做出海的容错空间在收窄。
对于那些正在谈判授权交易的公司，当下更重要的是尽快确认与FDA的沟通节奏，而不是等待环境自行恢复正常。对于那些刚刚完成或正在推进关键性试验设计的公司，更需要反复追问：这套方案，是否能在最严苛的审评官面前站得住脚？
FDA不会永远混乱下去。但在它找到新方向之前，每一家出海的中国创新药企业，都需要为这段空白期做好准备。■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