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孙中山努力争取各方的支持
在当时，美国汽车工业实力最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民经济处于“柯立芝繁荣”时期，汽车在普通家庭迅速普及。
1930年美国汽车保有量达到3100万辆，60%的家庭拥有汽车。所以，孙中山希望美国汽车业能帮助中国发展汽车工业。
1924年的北京，人们扛着一辆附有司机人偶的纸扎福特A型车（FordModelA）准备到坟前烧化，这样死者就能在阴间得到代步工具。这辆纸制的A型车非常逼真，已接近原车大小，还配备了专业司机伺候。摄影：甘博（SidneyD.Gamble）
2013年10月25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艾伦·穆拉利会见了江苏省长李学勇。穆拉利带来了1924年孙中山先生致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关于在中国设立汽车工厂的亲笔信影印件。
亲爱的福特先生：
由信使NgJimnKai得知，阁下在近期有望出访中国。如能成行，本人将欣然在华南迎接阁下。一般而言，中国的知识、能量和财富大多集中在中国的南方。
我了解并曾拜读过阁下在美国的惊人之作。您可在中国以更盛大的规模成就同样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您在美国的事业更具有个人色彩，而在中国，您将有机会以一个新工业体系的形式表达和实现您的思想和理想。……
我现在认识到，如果将主要希望寄托在列强的现政府身上，那大概是要碰壁的。依我看来，可以在您这样富有生气的实干家身上，寄托更大的希望。这就是我诚邀您访问华南的原因，您可以借此对中国的发展做第一手的研究，而这无疑是20世纪大问题之一。
您诚挚的
中华民国大总统:孙逸仙
1924年6月12日于广州
这封信现珍藏于底特律亨利·福特博物馆，这说明亨利·福特确实收到了这封信，但是他并没有访问中国。据说是其秘书答复孙中山“福特先生并没有近期造访中国的计划”。
2013年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指出，福特汽车目前正在香港竞标，争取成为香港政府许可的出租车提供商。选择在这个时候公布此信，也能看出福特意在借此信拉近与香港乃至中国的距离。
国内的文章在提到这一事件时，往往认为福特置之不理是“历史性邀约的错失”，甚至认为福特对中国傲慢。
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保罗·芮恩施在《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披露，民国初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一是帮助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掌权，二是阻止日本在中国过度扩张，他们根本无意为中国内政承担无谓的政治风险。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大总统后，曾致信沃伦·G·哈定总统，表示“视美国为民主之母和自由与正义之战士，在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时，美国对于中国的无私友谊和援助，已经多次向我们显示出来……民主在中国之成败，几乎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教授迈克尔·汉特说：“当时美国国务院严令驻广州总领事馆，不得收转广州革命政府致交美国的文件。关心中国问题的华盛顿官员并没有认真地估量孙的影响。而在他于1920年重返广州组织军政府，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时，华盛顿又把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看做是中国统一的威胁。”
汉特认为“美国绝无可能主动去发掘一个落后国家有潜力的政治明星，何况孙领导的革命，自始即与列强在华利益所依附的保守安定需求相抵触。”
1919年3月，孙中山将《物质建设》送交美国商业部与英国内阁，结果依然音信全无。
1920年4月初，孙中山在会见JP摩根公司董事托马斯·拉蒙特时，向对方提出在中国投资铁路的可能性，并保证，只要JP摩根公司能提供2500万元的财政援助，革命军队就可以迅速打垮腐朽的北洋政府军，实现中国的和平与统一。
拉蒙特当时只表示了道义上的同情。1921年1月，孙中山与美国芝加哥企业家乔治·尚克合作，试图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在美国发行1亿美元利息为8%的债券，以图“在中华民国国内各省发展工业”，结果被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麦克默莱博士以官方名义否决，理由是“美国政府禁止人民与反对北京政府的政权合作”。
同年9月，广州政府又与纽约詹姆斯·A·拉比特工程公司达成一项协议，以码头税收和一笔1000万元的债券担保，建造一座连接广州市与珠江南部地区的桥梁以及系统配套公共工程。驻广州总领事伯格霍尔兹也以“不批准它的公民与广州政府进行任何商业交易事务”为由驳回了申请。
《建国方略》附有几位外国人的复函，无一例外，都对《实业计划》赞赏有加，不吝使用漂亮词句。但是，也都转着弯地拒绝。
驻京美国公使芮恩施在复函中说：“……吾人皆知现残余之欧洲亟需资金以恢复，而他国又以发展伟大计划而求资，如此之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必须认定其最急迫最密切之需要，而后共同联合整顿输运，使在如此之计划中占一永久位置。故为目前计，五万英里之铁路似可最敷需用。”
“现在最大出产之土地，而又为中国急迫之需要者，是为农业。此无他，农产，一国之所赖以供养也。就现时计之，中国之人口几百分之八十为农业。中国之大问题在使人民衣食丰足，故改良农业、开辟新地、整顿灌溉与保护工人、奖励畜牧、发展棉业、改良丝茶及改良中国种子等事业，尚须注意者甚多。若从此开始，亦可导中国于繁盛，或可使其国人民投资于各项事业。若舍此不顾，欲保证实业之发达，盖亦难矣。”
“……至要者为工业。但工业变用新法不可过急，只可将旧艺术、旧习惯由渐改进。如制造丝与磁等工业之艺术技能，须设法保存，不可以省工廉价求售。如食物出口，若非确知为生产之剩余者，即须禁止。不然，若食物价格之在中国，起而与世界市场之食物价格相等，中国将必大受恐慌，可无疑者。”
这等于说，中国还是先搞好农业，解决温饱问题，继续发展丝绸、陶瓷等传统产业，然后再谈“发展实业”。
芮恩施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建立现代经济组织和法律体系。“近代机关之组织，中国人有不可不知者，是对于一公司办事员应用何权限，并该公司与股东有何关系是也。若中国人不知适用公司，国债机关之设立亦断无效果。兹更有进者，中国人素以诚实见称，尤不可因改用新法以经营事业，遂弃置其原有性质也。吾上所述之各点，亦不过欲使中国成一更良善之组织，前日之好习惯固当保全，而社会之秩序亦不至因急速改革而受搅扰也。”
美国商务总长刘飞尔的复函说：“以阁下所提计划如此复杂，如此溥遍，即令将其备细之点规划完竣，亦须数年。阁下亦明知书案中一小部分尚须数十万万金元，而其中多数在初期若干年间，不能偿其所投之利息与经费。是故，其必要之债所需利息如何清付，实为第一须决之问题。以中华民国收入负担现在国债，利息太重，难保新增之息必能清付。则今日似必要将此发展计划限制，以期显有利益足引至私人资本者为度。”实业计划极为庞杂，制定详细的规划就需要数年时间；投资庞大，但是看不出何时可以获得效益，甚至能否偿付借债的利息都存在问题。因此，最好把计划缩小规模，能够显现盈利的前景。
其他西方列强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同样采取了基于其实际利益考虑的冷淡态度。意大利人说话非常艺术，一句话绕好几个弯。意大利陆军大臣嘉域利亚将军复函说：“承蒙……开发中国最大宝藏之有兴味之计划，不胜感谢。虽在此计划亦有与相附丽之实际困难，稍须顾虑，而以其所造之深与其带有现代精神之活气，使我不禁为最高之评价也。”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经济史学家戈登·怀特认为“毫无疑问，孙中山这些论述具备高瞻远瞩的伟大特性，然而他忽略了当时的中国几乎缺乏施行这种宏大建设的一切条件。首先，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府远不是一个有足够权力，能够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强有力中央政府。1912至1928年，发生在各省内和省份之间的军阀战争即达140次，中国境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传统型权力中心，最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权威危机。”自民国建立，政府从来没有掌握过有效的收入来源，1916年的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相加，也只有国民生产总值的3%至5%，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初级产品出口导向，20年代初，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左右。
德国的态度不一样。
“一战”期间，因反对中国加入协约国参战，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护法政府与德国“拥有一段短暂的共同利益”。
1917年中德关系发生变化时，孙中山主张中国采取中立政策，反对加入协约国一方向德、奥宣战。孙中山的立场引起了德国外交官的注意。德国公使辛慈于1917年3月底回国之前，曾指示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尼平联络孙中山，提供200万美元作为打倒力主参战的段祺瑞内阁的费用。孙中山当时还有中德进行军事经济合作，借德国军队（由西伯利亚迂回来华）南北夹击北方段祺瑞势力的构想，但均未能实现。
1921年5月，孙中山担任广州政府非常大总统后，力求打破外交上的孤立，联德计划再次提上议事日程。7月，孙中山派朱和中赴德，积极推展联德政策，以期借重德国的技术及专门人才，发展中国的工业和经济。然而当时德国与北京政府恢复邦交不久，不愿与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建立正式的官方关系。后来陈炯明叛乱，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联德计划就搁浅了。
1923年孙中山再建政权，即致函留德的邓家彦游说德国政府及财界、工业界和军界，力谋实现中德合作。德国在政治上和外交上虽然不能公开支持孙中山，但并不反对退伍军官和经济界人士以个人身份受聘于广州政府，例如，米勒少校任职于广东警察厅及防卫司令部，安赛尔博士在广州兵工厂从事毒气和各种爆破弹药的研究和制造，数名教官在新成立的空军中训练飞行员，还有人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
伯恩德·马丁《德国与国民党中国（1927—1941）》一书中说：孙中山制订了实现现代化的一份基本大纲，它的初步计划是扩建交通要道和基础工业，而且依靠多边援助来实现。然而从国民党那方面看，华盛顿会议的结果使这个由西方工业国提供的无私的国际发展援助项目失去了效力，因此，国民党最后只能考虑以德国作为唯一的理想伙伴了。
一战后美国建议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亦称太平洋会议，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有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北洋政府的代表团参加。
华盛顿会议实质上是巴黎会议的继续，其主要目的是要解决《凡尔赛和约》未能解决的关于海军力量对比及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冲突。1922年2月6日，与会国签订《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九国公约》）。
条约主要内容是：缔约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各国不得在中国谋取特殊权利而损害友邦人民的权利，不得鼓励有害友邦安全的举动；除中国外，各国不得谋取或赞助其本国人民谋求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专利或优越权。
该条约的实质是确认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它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在中国占有的优势地位，但也使中国再次成为列强共同宰割的对象。
1920年，广州国民政府委员邓家彦赴德，孙中山嘱托其广泛宣传自己拟定的引进德国资本发展中国工业的经济开发计划。1921年年底，孙中山派他的好友朱和中去柏林，为中国与凡尔赛和华盛顿会议的局外者德国、俄国建立三国联盟事宜进行试探，聘请军事和经济专家到中国南方去以及争取德国工业企业参与广东附近的大建设项目。孙中山本人在与德国驻广州领事会谈中也着重表明了希望德国给予帮助的愿望，作为交换条件，中国愿意提供德国所需要的原料。
虽然孙中山在德国外交界中享有很高的个人威望，他要靠拢德国的努力还是没有成功。德国外交部考虑到广州政局不稳定，所以宁可维持与北京挂名政府订立的条约。德国政府对于同广州政府扩大贸易往来虽然原则上并不反对，但是具体谈判也没取得什么结果。主要由于缺乏资金，也因为政治上的考虑，德国企业没敢承揽广州大项目。
而那些被聘请为顾问的原帝国军官们也认为广州这块土地太危险了，不愿担任那里的军事工作。但是德国对华贸易仍是持续增长的。1923年中国的进口货物中已有20％是来自德国，而到1926年便增长到60％。这一年有三千多侨民和318个德国公司常驻中国。对华出口货物占德国外贸总额1926年为1.9％，超过战前1.3％的水平。
1922年夏天，孙中山被迫逃离广州，德国外交家们认为他们对中国南方政治形势的分析果然言中了。
德国拒绝之后，国民党就把求援的希望寄托在莫斯科身上了。苏联逼着中国共产党与民族力量结成统一战线，苏联还承认国民党为解放斗争的领导者，甚至明确放弃了往中国移植阶级斗争模式的打算。苏联军事顾问于1924年年初开始工作。
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德怀特·珀金斯在《20世纪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中说。1902～1930年，国外政府与私人在中国的投资超过18亿美元，而上海几乎吸纳了这些投资的50%。1920年，相对于16亿元的国际资本，中国现代产业资本总值不过7亿元，只占投资额的29.6%。没有保护性关税与其他优惠政策使中国企业有能力面对来自国际垄断资本的竞争。
1918年，外资在中国各基础性经济部门中处于垄断性地位，占据航运总量的77%，煤炭开采业的77%，以及铁矿石与生铁生产的100%。
更致命的是，列强对金融产业的掌握促使本地工业迟迟不能得到所需的资本。1918年，在华外资银行达到20家，对于货币统一、金本位的采用以及中国企业对资本的募集，都起了相当大的阻碍作用，它们垄断着外汇业务，进口货价的支付等业务。
五、中德关系的复兴
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在孙中山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设想中，中国能提供全球经济问题的出路，因而成为国际中心之所在。他坚信中国是一个永不枯竭的市场，这一观点与最乐观的西方人不谋而合。孙相信，战争结束后，战时工业需转向民用，欧洲和美国的工业产品将大大超过其自身消费市场的容纳能力。这就有赖于能够消耗不可估量工业进口品的中国。这些产品一部分将用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上，而自然资源又是中国用以偿付借贷的主要手段。能用这种方式进行开发的项目包括：10万英里的铁路，100万英里的碎石公路，运河的开掘与改建，新国际港口的兴建，都市的现代化，工业重型化（铁、钢、水泥），利矿业，及中国在东北、蒙古、新疆的移民和发展事业。外国投资所创造的财富将归中国国家所有，并“为全民族谋利益”。外国专家们将伴随资金一同来中国，“管理和监督”设备的安装，并训练中国人最终能取代他们的位置。
孙对西方垄断资本的钦佩是如此强烈（尽管不是出于利润的动机)，以致他提出，要将“中国全部的国有工广”改建成一个由国际资本“出于共同的利益”而资助的，所有权属于中国的“大型托拉斯”。这就是孙对一个现代工业化中国的梦想，它雄心勃勒却无法实现。但孙的发展战略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它富有预见性，强调重工业、社会基本资本的积累（或形成整体系统的各个部分：港口、铁路、公共事业)，承认从事这些工作要求资本，这一战略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不发达国家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是相似的。
其次，孙的基本纲领在他死后成了国民党工业发展的纲领。阿瑟·扬格甚至认为“孙中山是中国发展规划之父。”
1927年8月蒋介石宣布他要（暂时的）引退时，孙科进入南京政府任建设部长。1928年1月蒋复职后，仍保留着职位的孙与伍朝枢、胡汉民一道赴欧洲“考察旅行”。6月7日，孙科向德国外交部提交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中国工业化和中德合作的计划，该计划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其父的《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所定的指导纲领制定的。孙科与全德工业联合会建立了联系。全德工业联合会是个重工业和工业性银行的保护组织，孙科邀请其派遭一个工业代表团到中国。这一使团实际上在两年后才到中国。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在积极依靠美国、日本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德国，以寻求德国的军事支持，稳定本身的政治、经济统治。而德国在经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沉重打击之后，利用大国间的矛盾，使德国经济迅速恢复起来，并逐渐解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再次向外扩张。
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各军事机关聘用了大批德国军事顾问，并以德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方法训练军队，以德国的新型武器装备各部队。双方的经济贸易亦在不断扩大。
六、国民政府重视实业计划
1928年2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十个月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127次会议，孙科、张静江、胡汉民、李石曾、谭延闿、蔡元培及蒋介石等17人，提议立即设立一个负责国家全面经济建设的专职机构，定名为“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以便按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实施国家建设计划。
据胡汉民在一次讲演中指出：“总理生前曾主张在行政院下设一建设部，专事建设各部未及举办的建设事业，建设完成后，仍交各部管理。”因此与会全体中央委员一致同意成立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领导国家经济建设事业，以示对建设事业的重视。
由于成立建委会是张静江的积极提议，其对建委会工作又颇为热心，加之他是孙中山的生前好友，故大家一致推选张静江担任主席，负责该会工作。建委会的酝酿与成立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致力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设想。
1928年2月2—7日，国民党于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会后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提出国民党的主要执政方针为“国民经济生活之建设，为国民革命最主要之目的”，“我党今后必以强毅而坚忍之决心，与不断的努力，以发展中国之农业工业者，裕中国国民之生活，建国家富强之基础，实现总理建国方略宏远之计划，而达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之目的，为维护此目的之进行，必须提携全国革命的民众，运用强国的政权与良善之法律，以全力为国民建设工作之后盾，反乎此义者，则是国民之蟊贼，必尽全力以刈除之，决不任其危害社会之生活，民族之生存，国民之生计，群众之生命也”。
1931年，一大批中国工程师自发组成“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总理实业计划实施委员会”，内分13个组，以有关民生、国防等急要建设为研究的总目标。他们计划先准备一个五年计划，在国内人才允许的范围内，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详细办法。
但随后爆发的抗日战争完全打乱了部署，中国的建设计划无疾而终。直至1940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展开专题讨论，订出六条执行办法，其一为“以总理建国方略中之实业计划为中心，参照其他各先进国家之经济建设之方法与经验，并顾及现在环境之特征，拟具整个实业计划之细密计划”。
在这次专题讨论结束后，“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正式成立，由陈立夫任会长，十几个工程专门学会正副会长皆为委员，另外，还邀请一批专家，分别组成十几个专门小组。自1941年3月研究会开始进行工作，由各工程学会出50人，以及工程专家86人，农林专家24人，职员15人组成，分成55个项目进行研究，经一年半时间，提出一份研究报告、这份计划从17个方面提出10年至20年内所应达到的目标，例如10年内应建铁路2万公里，炼铁900万吨，产煤50万千吨，机床15万部，飞机1.2万架，培养人才250万人等等。1943年，报告在内部印发。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实业计划为中国物质建设的宝典。然而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十年之间，在事实上，则因帝国主义者的干涉与反革命势力的妨碍，使经济建设不能如期的推进，……
亦可以说建设的革命工作，并未着手，而且亦无从着手。要知道济南事件以后，日寇大陆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日寇武装侵我的行动，随时可至。我们中国再没有从容建设的可能，更没有实现主义完成革命的机会。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以社会交通经济等各种建设工作的方式，来掩护他军事抵抗侵略的准备。
故在此十年之中，国民政府在忍气吞声，战栗危惧，朝不保夕的险恶环境之下，犹能促进国民经济，使消费品进口逐渐减低，而机械工具进口逐渐增加，足以考见国内农工矿业进步的事实。而最显著的成绩，尤在交通与财政政策。以交通而论，由清末至民国十六年凡四十八年间，共筑铁路八千三百公里，而民国十七年后十年之内，增筑铁路至七千三百公里，尤其是公路建筑竟达十万公里以上。电讯的建设亦有成绩，而以全国电话网的敷布，在三万三千公里以上，最为显著。
以财政而论，则裁厘金，平税率，修改海关税则，整理内外公债。于货币，则废两改元，尤以统一币制，实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国家统一与独立的基础。我们今日抗战，使军事与经济犹能立于不败之地者，实赖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