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无人支持的孙中山汽车工业发展计划
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提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不但要把这四种需要弄到很便宜，并且要全国人民都能够享受。”
1917至1919年间写成的《建国方略》一书，包括了孙中山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全面设计，阐述了实施工业化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
《实业计划》六个计划中，第五个计划是衣食住行工业，也就是生活资料生产工业，孙中山提出了发展汽车工业的设想。
一、孙中山隐居上海，写作《建国方略》
1918年5月4日，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通电宣布辞去大元帅职位。为躲避段祺瑞的谋害，孙中山住进上海法租界。
7月孙中山对媒体称“近日欲著一书，言中国建设新方略，其大意一精神上之建设，一实际上之建设。精神上之建设，不外政治修明；实际上之建设，不外实业发达。”
1919年2月，《实业计划》在上海《建设》杂志上陆续发表（《建设》杂志是孙中山指派朱执信、廖仲恺等创办的，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指出，办该刊目的是“以鼓吹建设之思潮，阐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
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建国方略》有无数个版本，最基本的内容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书，分别阐述了孙中山关于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设想。有的版本包括《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钱币革命》、《实业计划》、《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最初是用英文写的，发表在1919年6月号《远东时报》上，后由朱执信、廖仲恺、马君武、林云陔等译成中文）、《民权初步》、《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五权宪法》、《国民党之政纲》。
据说，孙中山原本还有一个《国防计划》，稿本在战乱中被毁掉了。
可以看出，孙中山《建国方略》的指导思想就是三民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具体化落实。而《实业计划》对应的就是民生主义。
《实业计划》（亦称《建国方略》）之《物质建设》），集中地代表了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孙中山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总体构想。
《实业计划》共包括六大计划。
第一计划：开发北部资源，以北方大港为中心，造西北铁路系统；
第二计划：开发中部资源，以东方大港为中心，整治长江水道；
第三计划：开发南部资源，以南方大港(广州)为中心，造西南铁路系统；
第四计划：铁路建设计划，造中央、东南、东北、扩张西北、高原等五大铁路系统；
第五计划：生活之物质原件工业；
第六计划：矿业。
《实业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在10年到20年内，修建相当于纽约港那样具有世界水平的三大海港(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和众多商埠，修建长达10万英里的五大铁路系统，把沿海、腹地和边疆联成一片，并修建全国公路网，来促进商业繁荣，开导和整修运河和各地内河航道。
在《第五计划：生活之物质原件工业》中，孙中山把“生活之物质原件”分为五种，即食、衣、住、行及印刷，分别要发展五种工业：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行动工业、印刷工业（孙中山认为：此项工业以知识供给人民，是为近世社会一种需要）。
在中国近代，早就有人主张利用西方的技术来振兴中国工业，比如林则徐、魏源，但是他们主张的是建立军事工业。林则徐说：“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
孙中山将振兴实业看作为民救贫求富、为国救亡图存的主要手段。振兴实业不仅利国利民，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平。“世界大战宣告停止之日，余即从事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而次第成此六种计划。余之所以如是其亟亟者，盖欲倾竭绵薄，利用此绝无仅有之机会，以谋世界永久和平之实现也。”
孙中山认为：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故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然而消纳机器之市场，又正战后贸易之要者也。造巨炮之机器厂，可以改制蒸汽辘压，以治中国之道路；制装甲自动车之厂，可制货车以输送中国各地之生货；凡诸战争机器，一一可变成平和器具，以开发中国潜在地中之富。此种开辟利源之办法，如不令官吏从中舞弊，则中外利益均沾，中国人民必欢迎之。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第一部分《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里，提出民生的“三级需要”，他说“人类生活程度，在文明进化之中，可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需要，第二级是安适，第三级是奢侈（繁荣）。第一级需要“饱暖”是低程度的，又是必要的，“人之生活温饱为先”，因此必须让人民的吃饭穿衣需要得到满足；第二级安适，包括衣、食、住、行等劳动者个人方面的需要和劳动者公共方面的“育、乐”需要以及社会保险，相当于现代意义的小康；第三级需要是高级程度的“繁华”，在这一级里，人类追求生活高质量与高消费。
孙中山把民生“三级程度的需要”，作为实现《第五计划》的战略重点和目标。欧美“经济成长阶段论”将各国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为“腾飞”创造前提阶段、腾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群众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等五个阶段。孙中山将这五个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整合为民生发展的“三个时代”：“需要时代”、“安适时代”、“繁华时代”。
二、行动工业计划
孙中山认为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就要改变中国人安居于家、凝滞少动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每个国民都能积极有效地行动起来。
第四部行动工业
中国人为凝滞民族，自古以来，安居于家，仅烦虑近事者，多为人所赞称。与孔子同时之老子有言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中国人民每述此为黄金时代。惟据近世文明，此种状态已全变。人生时期内，行动最多，各人之有行动，故文明得以进步。中国欲得近时文明，必须行动。个人之行动为国民之重要部分，每人必须随时随地行动，甚易甚速。惟中国现在尚无法使个人行动容易，因古时大道既已废毁，内地尚不识自动车即摩托为何物。自动车为近时所发明，乃急速行动所必要。吾侪欲行动敏捷，作工较多，必须以自动车为行具。但欲用自动车，必先建造大路。吾于国际发展计划，提前一部已提议造大路一百万英里。是须按每县人口之比率，以定造路之里数。中国本部十八省约有县二千，若中国全国设县制，将共有四千县，每县平均造路二百五十英里。惟县内人民多少不同，若以大路一百万英里除四万万人数，则四百人乃得大路一英里。以四百人造一英里之大路，决非难事。若用予计划，以造路为允许地方自治条件，则一百万英里之大路将于至短时期内制成矣。
中国人民既决定建造大路，国际发展机关即可设立制造自动车之工场。最初用小规模，后乃逐渐扩张，以供给四万万人之需要。所造之车当合于各种用途，为农用车、工用车、商用车、旅行用车、运输用车等。此一切车以大规模制造，实可较今更廉，欲用者皆可得之。
除供给廉价车之外，尚须供给廉价燃料，否则人民不能用之。故于发展自动车工业之后，即须开发中国所有之煤、油矿，是当于矿工业中详论之。
孙中山所说的行动工业，实际包括三大行业：汽车制造（自动车制造工厂）、公路建设（每县通大路）、石油（燃料供应）。孙中山认为要在全国修建100万英里的公路，并以允许地方实行自治作为推动公路建设的条件，使公路通到每个县；加紧煤、油矿的开发，以保障廉价燃料的供给（当时有煤气汽车、蒸汽机汽车）；应筹集外资兴建汽车制造厂，生产各种用途的机动车辆；汽车应该采用大规模生产，以向全国人民提供足够的廉价车辆。
孙中山把汽车分为农用车、工用车、商用车、旅行用车、运输用车。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自序中就开宗明义：“此书为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而已，至于实施之详细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科学实验之审定，乃可从事。”
三、如何实施
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上，孙中山明确地提出“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方针，也就是以发展国家资本为主，个人经营与国家经营相结合。孙中山认为：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令全国的工人都有工作。如果不用国家的力量来经营，任用中国私人或者外国商人来经营，将来的结果，也不过是私人的资本发达，也要生出大富阶级的不平均。
孙中山认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今欲利便个人企业之发达于中国，则从来所行之自杀的税制应即废止，素乱之货币立需改良，而各种官吏的障碍必当排去；尤须辅之以利便交通。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今兹所论，后者之事属焉。此类国家经营之事业，必待外资之吸集、外人之熟练而有组织才具者之雇佣、宏大计划之建设，然后能举。
以其财产属之国有，而为全国人民利益计以经理之。关于事业之建设运用，其在母财、子利尚未完付期前，应由中华民国国家所雇专门练达之外人任经营监督之责；而其条件，必以教授训练中国之佐役，俾能将来继承其乏，为受此固为社会之便利。但所不幸者，大公司多属私有，其目的在多获利益，待至一切小制造业皆为其所压倒之后，因无竞争，而后将各物之价值增高，社会上实受无形之压迫也。大公司之出现，系经济进化之结果，非人力所能屈服。
如欲救其弊，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故在吾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但须得国际资本家为共同经济利益之协助。若依此办法，商业战争之在于世界市场中者，自可消灭于无形矣。
惟所防者，则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致生社会之阶级，贫富之不均耳。防之之道为何？即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利、石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用。如是，则凡现今之种种苛捐杂税，概当免除，而实业陆续发达，收益日多，则教育、养老、救灾、治病及夫改良社会，励进文明，文明，皆由实业发展之利益举办，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欧美今日之覆辙，甫经实业发达，即孕育社会革命也。此即吾党所主张民生主义之实业政策也。凡欲真正国利民福之目的者，非行此不可也。
孙中山主张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国的资金，也就是说“要想实业发达，非门户开放主义不可”。“我无资本，可利用外资，我无人才，可利用外国人才，我无良好办法，可利用外国人办法”，孙中山将希望寄托在国外，提出“借外债以兴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
孙中山认为，一战结束，西方庞大的战争工业体系将转向民用，必将关注中国市场，这是中国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时机，可以利用国外剩余资本和生产能力，开发中国资源，推动中国工业发展。
吾国既具有天然之富源，无量之工人，极大之市场，倘能借此时会，而引用欧美战后之机器与人才，则数年之后，吾国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
世界大战最后之一年中，各国战费每日须美金二万四千万元。此中以极俭计，必有一半费于药弹及其它直接供给战争之品，此已当美金一万二千万元矣。如以商业眼光观察此种战争用品，则此新工业乃以战场为其销场，以兵士为其消费者，改变种种现存之他种实业，以为此供给，而又新建以益之。
各交战国民，乃至各中立国民，日夕缩减其生活所需至于极度，而储其向日所费诸繁华及安适者，以增加生产此种战争货品之力。今者战事告终，诚可为人道庆。顾此战争用品之销场同时闭锁，吾人当图善后之策。故首当谋各交战国之再造，次则恢复其繁华与安适。此两项事业，若以日费六千万元计之，只占此战争市场所生余剩之半额，而所余者每日仍有六千万元，尚无所用之地。且此千数百万军人，向从事于消费者，今又一转而事生产，则其结果必致生产过多。不特此也，各国自推行工业统一与国有后，其生产力大增，与前此易手工用机器之工业革命相较，其影响更深。
吾人欲命以第二工业革命之名，似甚正确。若以其增加生产力而言，此次革命之结果，实较前增加数倍。然则以世界战争而成此工业统一与国有之现象者，于战后之整理，必多纠纷。今夫一日六千万，则一年二百一十九万万也，贸易如是其巨也，以战争而起者，乃忽以和平而止。试问欧美于此世界中，将向何处觅销场，以消纳战争时储节所赢之如许物产乎？
如当整理战后工业之际，无处可容此一年二百一十九万万之贸易，则其工业必停，而投于是之资本乃等于虚掷，其结果不惟有损此诸生产国之经济状况，即于世界所失亦已多矣。凡商业国，无不觅中国市场，以为消纳各国余货之地。然战前贸易状态，太不利于中国，输入超过输出，年逾美金一万万。循此以往，中国市场不久将不复能销容大宗外货，以其金钱、货物俱已枯竭，无复可持与外国市易也。所幸中国天然资源极富，如能有相当开发，则可成为世界中无尽藏之市场；即使不能全消费此一年二百十九万万之战争生产剩余，亦必能消费其大半无疑。
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故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两国有之。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然而消纳机器之市场，又正战后贸易之要者也。造巨炮之机器厂，可以改制蒸汽辘压，以治中国之道路；制装甲自动车之厂，可制货车以输送中国各地之生货；凡诸战争机器，一一可变成平和器具，以开发中国潜在地中之富。此种开辟利源之办法，如不令官吏从中舞弊，则中外利益均沾，中国人民必欢迎之。
孙中山详细探讨了利用外资、外才和外国技术过程中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特别强调主权必须操在中国人手里，不旁落于帝国主义者手中。他说：“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自序中指出：
欲使此计划举行顺利，余以为必分三步以进行：
第一投资之各政府务须共同行动，统一政策，组成一国际团，用其战时之组织管理等人材及熟练之技师，令其设计有统系，物有准度，以免浪费，以便作工；第二必须设法得中国人民之信仰，使其热心匡助此举。
如使上述两层已经办到，则第三步即为与中国政府开正式会议，以谈此计之最后契约。
而此种契约，吾以为应取法于襄者吾与伦敦波令公司所立建立广州重庆铁路合同，以其为于两方最得宜，而于向来中国于外国所结契约中，为人民所最欢迎者也。吾人更有不能不豫为告戒者，即往日盛宣怀铁路国有之辙不可复蹈也，当时外国银行家不顾中国之民意，以为但与中国政府商妥，即无事不可为。及后乃始悔其以贿成之契约，终受阻于人民也，假使外国银行先遵正当之途，得中国人民之信仰，然后与政府订契约，则事顺而易行，岂复有留滞之忧。然则为此国际计划，吾人不可不重民意也。
为了修建川汉、粤汉铁路，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征集“民股”，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粤汉铁路已开始修筑，川汉铁路从宜昌到万县的一段也已动工，从当时情况看，这两条铁路是可以靠自力修成的。但是，帝国主义不肯让中国自己修成铁路，就利用清政府财政困难进行要挟，迫使清政府订立了铁路借款合同，实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6月1日，为了偿还向列强的借款，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决定对铁路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不许川省股东保本退款，而只允换发铁路股票，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
清廷出卖筑路权的行径激起各地人民反对，相继罢工、罢市、罢课，拒交捐税。四川斗争尤为激烈，立宪派绅商首先发起保路，组织保路同志会，持有租股的农民争相入会，参加者达数十万人。川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蒲殿俊、罗纶等人，查封同志会和铁路公司，并用武力镇压请愿群众，死伤数百人，造成“成都血案”。
清廷饬令解散各地保路同志会，扩大镇压。中国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号召保路同志军乘机起义。各路义军攻打成都，久攻不下，转而分兵攻略各州县，发展为全川范围的武装起义，有力地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孙中山在1906年《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说:“社会党所以倡民生主义，就是因贫富不均;想要设法挽救，这种人日兴月盛，遂变为一种很繁博的科学”，那就很明显，他是把“民生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另一个说法。朱执信在一篇讲社会主义的文章中解释说，社会主义本来译为民生主义，这里称社会主义是按照日本文的译法。而冯自由的一篇讲民生主义的文章则直截了当地说:“民生主义(Socialism)，日人译为社会主义。”可见当时至少在孙中山的一些同志中，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实为同义词，不能认为这不是孙中山的原意。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的一次解释三民主义的演讲中说:“民生主义即时下底社会主义。诸君想想，兄弟提倡民生主义是在什么时候?今日国人才出来讲社会主义，已嫌迟了。但是社会主义底学说输入中国未久，兄弟将‘社会主义’原文译为‘民生主义’较为允当。”这就说明，在1905年，孙中山就是把民生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另一译称。
然而，孙中山所主张的民生主义的内容—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孙中山以为实行这样的主张就可以使中国象西方国家那样地发展工业，发展经济，但又不至于身受其害，不至于造成资本家垄断、贫富悬殊的局面。所以，孙中山虽然表示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并以为可以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企图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恰恰相反，他倒是以为中国可以设法避免社会主义革命。
孙中山说:平均地权的方法就是:“一、即照价纳税。二、即土地国有。”他解释说，并不是所有土地，而只是把“交通繁盛之地”收归国有。这种平均地权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十九世纪以《进步与贫困》一书而著名的亨利·乔治的影响。
亨利·乔治的基本论点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贫穷，而贫穷的症结在于土地私有，所以只要废除一切租税，单独征收地价税，也就是由国家征收地租，资本主义的贫穷就可以解决。亨利·乔治的观点反映了资本家企图不让地主分沾利润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孙中山似乎并不是完全不了解，如果实现他的平均地权的主张，其实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他说:“地权既均，资本家必舍土地投机业，以从事工商，则社会前途将有无穷之希望”。
虽然孙中山预言中国将有大量资本家出现，但事实使他觉得依靠私人资本家来发展中国实业是不大可能的。所以，他又主张由政府在不损害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借用外资来兴办实业(他主张对外开放，但对于当时帝国主义以控制中国财政为条件给军阀政府的贷款，他是坚决反对的)。
他认为，经济事业由国家来经营，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早在1912年，他就说:中国既已成为民国，就可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凡属于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补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于公理之平允。斯则社会主义之精神，河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矣。”以后，他反复说明这种主张，例如1912年在广东的一次演讲中说:“国家社会主义云者，国家各种大事业由政府借债经管，如农田、水利、铁道、电气及其他可专利的事业概收归为国营。”
孙中山又认为，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并不能使人民得到幸福。他说:“对于西方国家劳资间的不协调以及劳工大众所处的困境，我所见已多，因之，我希望在中国能预防此种情形的发生。由于实业的发展，生产必将增加;而此种情形的变化，必将有加深劳工阶级与资本所有者之间分野的危险。我希望看到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获得改善，而不愿帮助少数人去增殖他们的势力，直至成为财阀。”他把他在经济上的主张概括为:“一面是要图工商业的发达，一面是要图工人经济生活的安全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