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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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无名》中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度部在谈及政治理念时，多次提及自己不是“东条派”而是“石原派”，通过这句台词，我们可以一窥这个故事的背景和人物设定。
两个日军派系
东条派指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主战派’。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代表人物，大家对东条并不陌生，他是二战甲级战犯，日本第40任首相，他先是谋划了“九一八事变”，后又参加全面侵华战争，炮制伪“察南自治政府”，发动太平洋战争，是臭名昭著的战争狂人。
石原派是指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另一个军国主义派系，他不如东条知名，但回看历史，石原莞尔比东条英机更可怕。和东条的狂热激进不同，石原强调对中国的侵略要分段蚕食，步步为营。
按照石原莞尔的设想，日本侵华后先让满蒙独立建立“伪满洲国”，巩固政权后，利用军阀矛盾挑起中国内战，随后“亲美远苏”占领中南半岛稳定太平洋战场，再图全面侵华（石原计划等到1956年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两派代表了当时日本军部的两种战略构想，前者狂妄激进，后者阴险深沉。
东条英机（左）和石原莞尔（右）
在日军侵华初期，东条和石原目标一致，他们都是关东军中的少壮派，认为日本军政高层腐朽不堪，他们需要迅速发动战争，把“满蒙”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于是两者联手谋划了九一八事变。
石原和东条是同门师兄弟，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但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和思维。东条循规蹈矩，唯上听命；而石原则桀骜不驯、跳脱叛逆。
东条英机父亲东条英教是日陆军高官，在军中人脉深厚，东条的仕途道路极为平坦。而石原莞尔出身平凡，聪慧大胆叛逆顽劣，在军校学习期间甚至聚众赌博。但他在军事方面极具天分，在日本陆大入学面试中，考官问机枪怎么用？石原回答：“装在飞机上，在天上对着地上的步兵扫射。”这是个让人震惊的回答，当时没有战斗机概念，人们无法想象怎样用机枪在天上打陆军，石原的超前思维可见一斑。
不过石原情商不高，又恃才傲物，陆大毕业后到处受排挤，加上出身平凡，所以他很早就形成了关东军少壮派共有的“以下犯上，叛逆强横”的心理。正是这种逆反心理促成了他谋划发动九一八事变。
据称九一八当晚，日军集合时一片慌乱衣衫不整，全场只有石原莞尔一人穿戴整肃“甚至连勋章都戴得整齐”可见其对于该事变准备之充分。
九一八事变有四个主谋，分别是石原莞尔、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事变得逞后，四人名声大噪，成为日本“英雄”。东条英机四年后升为关东军宪兵司令官，进入日本的政治权力中心。石原莞尔也一路升迁，在1937年3月晋升为少将，并被任命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甚至在日军中有了“日本第一兵家”的称谓。
九一八事变不仅震惊了中国，同时震惊了日本朝堂，日本高层也没有想到一帮年轻军人会达到这样惊人的成果。关东军少壮派一夜之间成为日本年轻军人的楷模，各方竞相效仿，各种“事变”层出不穷，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从满蒙一地，快速的变成“全面侵华”。
伪满洲国地图
这和石原莞尔的计划大相径庭，他深知日本国小资源少，全面侵华将会将日本拖入战争泥潭，让满蒙独立的努力付诸东流。但当时的日本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大家都希望在中国其他地方复制九一八的“成功”。石原莞尔为首的“不扩大战争派”受到“主战派”的强烈指责，甚至主战派代表武藤章大佐对石原莞尔称“我们（发动新事变）只是仿效前辈你而已”。
凭借叛逆上位的石原莞尔终于受到叛逆的反噬，石原莞尔遭到了整个军队系统及政府系统甚至日本天皇的敌视，所以在淞沪会战开战后不久，他就被调职到到关东军参谋总部给东条英机做参谋次长。但石原莞尔看不上东条英机，经常讽刺后者为“上等兵”。多次公开宣扬东条英机才是日本的敌人，他们是世界的敌人，他们全都应该枪毙。直到战后在军事法庭出席听证时，还这样评价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实际上应该去当会计军官，让他去管十挺机枪可能不会出任何问题。十挺以上就不知道了。他肯定在法庭上会认真地做笔记，但怎样使用这些笔记就已经超过了他的智力水平了。”
军政失意的石原莞尔于1942年退隐还乡，1949年8月15日去世，终年60岁。而东条英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1948年12月23日被执行绞刑，时年64岁。了解了这段历史后我们再来看《无名》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主要讲述的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地下工作者如何阻止满蒙独立，将东三省拉回中国怀抱的故事。”剧情设定在1938－1946年，但重点讲述是1941－1944年发生在上海的故事。
正像石原莞尔担心的那样，此时的侵华战争已经打了十年，日军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潭。二战中，日本总共投入700万士兵，其中大部分在中国战场，至少有105个师团，约410万兵力。漫长的战争，巨额的消耗让日本国力衰退、士气低迷，尤其是在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之后，日军陷入多面作战，战线过长、补给不足，左支右绌的尴尬局面。
所以影片中在接到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电话后，有一个人物群像的特写，何、叶、张都看着从电话旁踱过来的度部，度部未露出丝毫欢愉神色。作为石原派，度部反对1937年的全面侵华，更明白偷袭珍珠港的灾难后果，所以他面色阴郁，神情凝重。此时大家头顶的白炽灯突然嘶嘶跳闪，光影交错照射着人们的面孔明暗相间，该镜头寓意着战争和时局进入阴晴不定的境地。
在这种境况下日本政府开始考虑自保，寻找“利益最大化”的解决方案，他们想重新选择石原莞尔的路线——“保持满蒙独立”。而这正是影片中大鹏扮演的唐部长左右勾兑代表重庆和日方谈判的基础，该谈判一旦成功，意味着东三省将永远离开中国怀抱。为了阻止这个卖国和谈，谍报人员何先生（梁朝伟饰）将从江小姐处获得的日军在沪重要人员名册送给组织，最终成功暗杀了日方一个公爵，这导致日方恼羞成怒，谈判破裂，从而彻底破坏了分裂中国的险恶计划。
电影中度部强调自己是“石原派”，一方面是在表达自己反对全面侵华，“相对亲华”立场，另一方面也符合他“只取满蒙”的政治立场。他的一些言行符合“石原派”的立场，比如“只想回到满蒙”，比如“战败后回乡务农隐居田园”——这也是石原莞尔的选择。实际上确实有一帮日本军人混在战俘群里返回了日本，脱下军装重新务农，以此方式逃脱了军事法庭的审判。
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百人斩”刽子手：野田毅、向井敏明和田中军吉。三人返回日本后变身成小商贩和农民，躲避国际宪兵的搜捕，他们隐藏极深，一度被国际法庭认为下落不明。如果不是田中军吉在鱼丸店闹事失口说出自己曾在南京杀人，或许他们真就逃脱了历史的制裁。但可以想象还有很多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的日本战犯最终回归生活逍遥法外。显然，导演不想让这样的悲剧重演，起码在他的电影中不允许。
孤岛上的三种人生
不过，度部并不是电影中唯一一个投机者，从某种角度看，这部电影就是在塑造各种各样的投机者。导演程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它（故事）发生在1940年前后的上海“孤岛时期”。汪伪政府和日本人是主要势力，还有重庆政府、共产党、英美人和苏联人，金碧辉煌，阶级差异大，就会有很多脱离于生活以外的戏剧化的故事发生。”
在另一个采访中，程耳又说，（无名）是那个年代的史诗，是一曲哀歌，是对那个年代的回顾。因此《无名》讲述的是一个更大尺度的“暴风雪山庄”式的故事，是上海版的“孤岛模式”。从某种角度看，相对于拍摄故事，程耳似乎更注重拍摄一群人物，因此《无名》的亮点并不是故事，而是一群在孤岛压力下生存的人们。
孤岛中的压力放大了人们的欲念，有人为了理想奋不顾身，也有人为了活下来投敌叛国，也有人为了谋生不择手段。不同的人有了不同的人生选择。王传君饰演的王队长将自己定义成“政治谋生者”，而黄磊饰演的张先生则反复念叨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不适应这个巨变的时代”，大鹏版的唐部长则审时度势，左右逢源，自认为是政治操盘者。我们选择几类人做一个简单的分析，看看人们在孤岛中的上海如何戏剧化的生活。
王队长，政治谋生者
王队长和叶先生（王一博）有一段对话，他们在审讯室的铁门外谈到江小姐（江疏影），王传君笑称，政治对她来说是理想，而我们不是，我们是政治谋生。这是王传君对自己的定位，也是他在孤岛上海的真实写照，他出身于普通上海家庭，吃醉虾喝老酒，对早餐店的食物如数家珍，了解上海的市井生活，遵循听差办事的工作原则，对于他来说，汪伪特务是他的职业，他需要这份工作养家糊口，谈不上尽忠职守，但也没有民族大义。
偶尔他羞愧于因汉奸身份不能为父亲大摆寿宴，但更多时候他享受着身份特权带来的予取予求，他既偷奸耍滑市侩下流，却也照顾同侪关心家人。汉奸、特务对他而言都只是一个谋生工具，在他看来谋生没有对错，因此谁阻挡他的谋生途径谁就是他的敌人，因此他杀了叶先生的未婚妻方小姐——出于职业要求，也出于生存需要。王队长的角色贴近底层，是这个孤岛上的被欲望放大了的普通人。
被时代裹挟的软弱者
黄磊饰演的张先生说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父亲在广西山上给他留了土地，抬头就可以看到漓江。他稀里糊涂的参加了革命，迷迷糊糊的被裹挟进时代的洪流之中。
所以在暗杀了日本“公爵”致使码头暴露，直面危险后，他害怕了，或许他以前都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危险，因此在这一刻他决定投降汪伪政府。
和王队长一样，张先生是另一个版本的普通人，他同样没有民族大义没有革命理想，只想在大时代中苟且偷生，他单恋陈小姐，一度幻想着和陈小姐假戏真作成为真正的夫妻，幻想破灭后他恼羞成怒，加速了投诚汪伪的脚步。不过和王队长的执拗不同，软弱的张先生还有一些投机的属性，他电话唐部长，出卖同事，缴纳投名状，是一个底层版本投机者。在和平年代，软弱并不是一个致命的缺点，在某种场景下甚至是一个优势，但在孤岛上海，软弱足以杀死自己，甚至毁掉国家。
而这也是梁朝伟饰演的何先生不能坚持到底的原因，在和王一博扮演的叶先生交代潜伏任务时，他也说到自己的软弱。周迅扮演的陈小姐是他的软肋，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他必须果断杀死张先生，而这意味着他将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过和张不同的是，何的软弱有底线懂取舍，而张没有。
孤独者叶先生
电影《无名》脱胎与程耳的小说《东亚往事》，算是这部小说的番外篇，小说中只言片语的介绍了叶先生的家世背景，叶是浙江人，其父曾追随清末革命家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陶被蒋暗杀后，叶父视所有反蒋者为好友，于是叶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就加入汪伪政府。叶先生的未婚妻方小姐是流亡日本的满清后裔，在东京出生成长。
1932年叶和方从日本回国，叶入了汪伪，而方受进步青年的影响成为锄奸团成员，到1937年上海沦陷时，两人已经彻底决裂。后来方被捕，叶在枪决名单上签字，并监斩。战争结束后，叶辗转香港，最后又返回日本，中日建交后，他竟以友好大使的身份被列入田中访华代表团成员，他感到一种嘲讽，拒绝了这个邀请，最后病死于日本。
虽然电影和小说描述的故事有很大出入，但叶先生最显著的一个特征被保留了下来——他是一个孤独的人，小说中的叶先生是一个将他乡当做故乡，亲人离散，爱人死别，去国离乡，孤单终老，梦里不知身是客的人。
小说中有一句话描述叶对日本的感情“仿佛这是此地与故乡的某种联结，即使陌生孤独，但这里亦不过是故乡的某种延伸。”这种孤独在电影中得以延续，电影抹掉了叶先生的背景身份，没有家庭，没有生活场景，几乎没有真情实感的台词，他成为整部影片中最“隐秘而孤单”的一个人。
《无名》上映后，有分析称叶先生的原型是汪精卫的随从秘书汪锦元。汪锦元父亲是江苏人，母亲是日本人，他13岁去日本，20岁返回上海，并在1938年打入汪伪政府内部，两年后成为汪精卫的秘书兼翻译，深得汪精卫信任。潜伏期间汪锦元搜集获取了大量汪伪政府和日本方面的绝密情报，受到周恩来的赞扬。解放后汪在保卫部门任职，后受到潘汉年、扬帆案牵连入狱数年，1982年平反，1992年病逝。
汪锦元
从某种角度看，小说版叶先生是汪锦元的镜像——一个流落日本，一个老死中国，他们都曾孤单的游走于中、日两国的各个派系之间，有着类似的际遇，却选择了不同的结局。孤单是他们相同的底色，也是地下工作者的惯常气质，孤独的人没有太多的软弱，所以能潜伏的更久，走的更远。这或许是王一博能获得这个角色的原因之一——他的冷峻寡言带来了极为显著的疏离感。程耳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表示，为了让王一博找到叶先生的状态，“要求刚进组的他在酒店房间里独处一周的时间，让他逐渐习惯“叶先生”这个角色的孤独。”
或许程耳不屑于用名字来标注角色，他更希望用性格气质、喜好表情等元素来表达角色的特征。因此，在上海这个孤岛上，《无名》中的每个人都没有名字，它不是任何人，但也可能是每一个人。
补充几个细节：
狗
1938年，广州大轰炸，何先生在防空洞里目睹了一条狗的惨死。狗寓意铁蹄践踏下的国人惶惶如丧家之犬。两个警卫将狗引出防空洞最终被炸死，寓意越是灾难时刻，底层民众的相互倾轧越严重。这或许是何先生对国家失望，加入地下党的直接原因。
1938年，日军战机上的那条狗，带着防风眼镜的罗斯福，寓意沐猴而冠，狂妄自负的日本政府。当然程耳在采访中解释说飞机上那只狗是叙事的功能，为了表达飞行员是日本公爵的哥哥。
领带去杀何先生前，叶先生将一根浅色领带换乘深色领带，程耳自己解释说，当时何、叶已经设计好了最后的打斗动作，所以叶担心那根浅颜色的领带不够结实，于是换了个更结实的。
江小姐程耳解读，江小姐就是一个进步青年，去做一个刺杀的任务，和《色．戒》中的王佳芝无关。
－－完－－
资料：
程耳：《东亚往事》节选
娱理：程耳谈《无名》：梁朝伟布局翻盘，王一博换领带另有深意
九一八事变80周年祭：张学良遇难辩白的灭顶之灾
一条：程耳：欲望无休止，我们要注意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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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或者，一个有着2年海上经历的远洋船员；4年市场经验的石油销售，8年媒体经验的商业记者和自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