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丰银行，正式“易主”。
2月21日晚间，恒丰银行发布公告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于近日，同意了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受让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恒丰银行150亿股股份。
在股权变更后，山东金资累计持有恒丰银行股份约518.38亿股，持股比例46.61%，成为第一大股东。而受让结束后，中央汇金持有股份降至450亿股，持股比例降至40.46%。
至此，恒丰银行回归地方国资，自2018年起延续近7年的改革重组，也算是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然而就在此前不久的2月5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网站上刚刚更新了，恒丰银行杭州分行因为违规吸储等9项违法违规事实，被处罚380万元的信息。
这不由得令人为之担忧——经历了近7年的艰辛整改，重回地方国资后，恒丰银行是否依旧在原地踏步？
综合恒丰银行近些年的业绩走向，我们得出以下认知：
1.恒丰银行已经基本走出了经营困境，但是整体向好的同时，仍存在较为明显的风险隐患。
2.或许是受曾经连续的高层贪腐案件影响，恒丰银行从2022年行长、监事长等高管离职后，“掌舵人”位置至今仍有所空缺。进入新发展阶段后，这或许也将是恒丰银行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违规吸储踩雷房企，恒丰银行旧疾难治？
恒丰银行的“易主”，是一件很值得庆贺的事情。
此前担任第一大股东的中央汇金，其本质上是国家金融稳定的“工具”。
它由国家出资，运营央行资金，旨在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长期以来，中央汇金始终坚守着政策执行平台的角色，确保金融稳定政策的顺利实施。
中央汇金的大股东身份，某种角度来看也是恒丰银行接受“救助”的标志。如今回归地方国资，说明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来看，“扶着”走了这么多年路后，恒丰银行总算能够“独立行走”了。
回顾恒丰银行的发展史，不得不感慨，“独立行走”这四个字，对恒丰银行而言有多么艰辛和不易。
1997年接受改制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后，恒丰银行迎来了十数年的高速发展。仅仅用了10年，恒丰银行就于2007年成功上市，成为全国首家上市的城商行。
然而上市后，恒丰银行的管理层很快就“飘”了。
2004年至2013年担任董事长职务的姜喜运，在任期间，累计转移了2.84亿股恒丰银行股份，折合人民币约7.54亿元。随后在2014年东窗事发后被带走调查，2015年转送司法部门，最终于2019年12月被判处死缓，缓期两年执行。
尽管这件事在当时给恒丰银行造成了不小的舆论影响，但并没有中断其发展势头。随后几年间，不仅快速扩张至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在2015年更是实现了“重大转型”，对公司治理构架、资产结构等进行了大幅优化。
同年，恒丰银行在全国性商业银行综合能力排名位列第7位，在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排名第3位。2016年，还成为中国银保监会“投贷联动”金融改革试点中，唯一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然而历史再度重演。同样是在2016年，恒丰银行前行长栾永泰因“高管私分公款”，遭到银行1万多名员工的联名举报。
被立案调查后，栾永泰很快承认了参与私分公款，并违法获利2100万元的事实。不仅如此，他事后又实名举报董事长蔡国华“侵吞公款3800万元、违规运作员工股权激励机制，违规控制恒丰银行”。
后经法院审理查明，于姜喜运被调查后接任董事长职务的蔡国华，在2014至2017年期间，涉嫌索贿11.8亿元、违规放贷35亿元、造成银行直接经济损失超过8.9亿元。最终于2021年8月，被二审裁定为死缓两年。
前后两任董事长，以“无缝衔接”的姿态延续了十几年的贪污行为，在整个银行发展史上都极为罕见。在银箭财观看来，恒丰银行也因为连续两任董事长的胡作非为，积累至今都无法彻底消化的经营风险。
2016年之前，姜喜运任职期间，恒丰银行为了追求快速发展，大力推动了不良资产证券化、量化信托理财、同业拆借等，以高杠杆、低透明度著称的高风险金融架构。
到了蔡国华任职期间，恒丰银行又在积极扩张的道路上，掺杂了太多与贪腐相关的违规操作。例如超额投放房地产贷款、违规发放关联交易贷款等等，便于贪污索贿的行为。
董事长贪腐事件曝光后，恒丰银行长期积攒的风险也于2018年全面爆发。除了因债券违约、贷款“三查”不尽职等问题，连续遭到监管部门的处罚外，恒丰银行不良贷款率在这一年一度飙升至28.44%，远超商业银行5%的警戒线。
于是从2018年开始，恒丰银行开始了长达近7年的风险化解和改革发展，期间的艰难和困顿难以想象。
否则也不会出现2023年3月，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出的那句“恒丰银行已经从一家‘坏’银行变成‘好’银行”。
只是得到了变“好”的称赞之后，仿佛又要重演此前的历史一般，恒丰银行的新一届管理团队，可能又要忍不住“飘”了。
在2024年2月5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份行政处罚公告。公告显示，恒丰银行杭州分行因涉及虚增存贷款、以贷转存变相吸储等十多项违规，被处以罚款380万元。
同时令人闹心的是，包括杭州分行客户经理、业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以及义乌支行副行长等7位责任人，也随着处罚遭到了监管部门的警告。
尽管从表面来看，这是因为近些年来用户存款意愿下降，银行零售吸储考核KPI压力日益增长的情况下，部分管理成员“走捷径”的行为。但防微杜渐，昔日沦落到死缓下场的两位董事长，很难说也是从违规“走捷径”开始的。
而且不得不说，经历过信用和业务的双重挫折后，重回正轨的恒丰银行，其储蓄业务已经陷入僵局。
存款利率方面，作为曾经全国性银行中为数不多的“高息”银行，恒丰银行早在2023年5月就经历过一次下调，由1.95%降至1.85%。
最近一段时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又公布数据，2023年四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跌破1.7%，降至1.69%。部分业内人士预测，随着银行业持续让利实体经济的大趋势，净息差大概率会进一步下降。
再加上恒丰银行在近些年间，频繁“踩雷”房企，导致大量资金无法收回。例如融侨集团子公司的6.58亿元本金、ST泰禾债权本息36亿元、ST澄星借款1亿元等等。
随着吸储难度的不断拉高，恒丰银行的资金链也将会持续承压。很难说，在高KPI压力下，是否会有更多银行员工，将违规视为捷径。
显然，在重新“独立行走”之后，恒丰银行还要面对非常多的考验。
二、“五年之约”恐难兑现，恒丰银行仍需蛰伏？
解决资金链压力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谋求上市。
在中央汇金结束对恒丰银行的救助后，成为第一大股东的山东金资，很可能会把推动IPO视作首要任务。
实际上，在山东省政府全面接管恒丰银行工作后，接手被两任董事长联手扔下的“烂摊子”的，原董事长陈颖、原行长王锡峰、原监事长张淑敏等“空降”高管，都曾对IPO抱以希望。
就像在改革重组开启之后，2020年恒丰银行营收和利润恢复双重增长，不良率等指标也回归正常后，时任董事长的陈颖，就曾公开表示“争取五年内上市”。
只是五年之约还未到，2022年8月，王锡峰便辞去了银行执行董事、行长等职务，进而担任青岛农商行董事长。时隔不久，至2022年12月，监事长张淑敏亦递交了辞职申请，转任山东省委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通过天眼查也能看到，2023年8月2日，恒丰银行更新的高管人员备案中，原董事长陈颖已显示退出，新增了“60后”董事长辛树人。
值得注意的是，自2022年下半年行长、监事长相继辞任后，恒丰银行至今仍未安排人员填补岗位空缺。
考虑到曾在危难时刻担任“救火员”的高管团队已经相继辞任，摆在新任董事长面前的，是如何平衡复杂的人事结构变动，以及高层变动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而且在连续两任董事长的“前车之鉴”下，新的管理团队在失去央行资金救助后，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梳理组织架构、清扫残留问题。
因此在银箭财观的推测中，恒丰银行可能很难在一年内重启IPO计划，“五年内上市”的预期，大概率是难以兑现了。
其实恒丰银行的现状，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国内银行业的整体情况。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银行业也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银行业面临着许多挑战，比如利率市场化、金融创新、金融监管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等等。
而市场环境的严峻，更像是时代变化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筛选和推动。就像恒丰银行一样，尽管因为高管贪腐的问题，导致其错过了经济腾飞的关键时期，但在长达7年的补救过程中，始终都没有被时代的浪潮甩在身后。
其中占据主要原因的是，恒丰银行加大了对金融科技的投入。除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来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恒丰银行也在积极推动金融创新，推出了一系列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随着数字化银行的进程不断推进，恒丰银行仍保留着“弯道超车”的可能。只是大股东变更后，万事更新，恒丰银行还需要足够的时间重新适应没有救助的日子。
蛰伏下去，积蓄力量，或许才是最合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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